(二)积石冢、祭坛和墓葬的性质与分级制结构
据《发掘简报》所述，红山文化积石冢分布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一带，呈密集型多处分布。与此相关的是，不仅牛河梁的祭坛遗址和墓葬群在一二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已发现十多处，而且具有同一文化特质的石棺墓，还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呈连续性分布。
它们与牛河梁积石冢一道，共同形成一层次分明的墓葬连续统一体。此点尤应予以充分注意。
牛河梁积石冢群全部都建筑在所在山丘的最高处，其地形位置的相同，必定经过统一的充分的选择。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的石棺墓群［57］，阜新胡头沟的玉器墓群［58］，也都同样位于山丘顶部，显然经过选择。这一共同现象，表明三地之间存在统一的关系。从遗址特点和使用建筑材料看，牛河梁积石冢以石筑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女神庙所在牛Ⅰ山顶丘上还有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59］。凌源三官甸子和阜新胡头沟的石棺墓群，基本建筑材料也是石质。胡头沟玉器墓遗址用石块围绕丘顶，筑成一略呈圆形的石围圈。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山丘顶部由南、北、西三面有2米高的残石墙围绕；颇似一座圆形的古城堡。两地均与牛Ⅰ丘顶平台相似。墓葬形式，三地均有单室和多室。墓葬方向，均为东西向。死者头向，绝大多数是头西足东，仅个别头东足西。随葬品种类亦基本相同，均发现彩陶或红陶无底筒形器，大多数墓内随葬有玉器。
牛河梁积石冢的性质，《简报》根据三号积石冢以三圈淡红色石柱围成三层叠起的圆坛的情形，推定为带有某种墓祭的性质。这一推论是正确的。不过，第一、二号积石冢，应当与三号冢相同，也带有墓祭的性质。这就是说牛河梁的三座积石冢，不仅仅是墓葬，而且又起着祭坛的作用，是一座礼仪中心。
上文已经指出，最早的祭坛均为方形，后来分化出包括圆形在内的各种形制。喀左东山嘴的祭坛，即是先有方坛，而后才有圆坛。因此，牛河梁的三座积石冢，从其形制上来看，既与东山嘴一样具有方、圆两种，也必然就是先有方形、长方形，而后才有圆形。并且第一、二号两座积石冢使用石质材料一致，建筑方法大同。而三号冢所使用的建筑材料的石质和色彩均不与一、二号相同。从排列方式上看，与喀左东山嘴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方形冢在中，长方形冢和圆形冢在其两翼。说明方形冢不仅级别高于长方形冢和圆形冢，而且建筑年代也要稍早于后两者。在后两者中，圆形冢的年代应当更晚于长方形冢。因此，牛河梁积石冢的形制演进，也与喀左东山嘴祭坛相同，圆形从方形演化而来。由此可见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墓葬形制的一般演进方式。
第三号积石冢年代较晚于一、二号冢的另一证据是，喀左东山嘴的圆形祭坛，只是石砌圆圈形台，不分层次叠起成阶梯形，属于较早的圆坛形制。古代西亚、埃及的早期祭坛，亦不分层叠起。埃及第三王朝伊姆荷太普为法老左塞建造的第一座金字塔，是阶梯形式［60］。但这座梯级形金字塔，是从第一、二王朝的长方形建筑改进而成［61］。我国浙江省余杭瑶山的一处良渚文化祭坛，是一座三重方形土台［62］。其最中心一台为红色土台，第二重为围沟填灰色土，最外一重为黄土台，台面原铺砾石。此祭坛虽为三重，但似乎仅中心红色土台隆起，其余两重只是筑法及用料不同，并未形成明显的叠层。整个形制为方形，足见属于较早时期的祭坛。而成都羊子山清理的一座三级四方形土台［63］，其始建年代的上限已属商周之际［64］，故其形制又与上述祭坛有些区别，不便比较。可见，牛河梁三号圆形冢应当从前两者发展而来。但三座积石冢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则相一致，均为以墓葬而又兼具祭坛。这与埃及金字塔的作用大体相似。
至于石棺墓群，从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墓葬周围高大的石围墙和阜新胡头沟玉器墓群被石围圈所环绕等情形看，内涵与牛河梁积石冢和喀左东山嘴石祭坛一致，亦带墓祭性质，同属于一个墓葬与祭坛兼具的文化连续统一体，只是形制稍有差别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