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已远远超出母系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按照本文的推论，牛河梁积石冢群等墓葬内那些级别甚高的死者，很有可能是男性，而不是史前母系社会虽受尊重却并不掌握实际权力的女性人物。积石冢的建筑规模可以说明这一点。假如可以进行比拟的话，那么，正如古代埃及金字塔并不因
为当时盛行女神崇拜而被断定为妇女的墓冢和祭地一样，红山文化积石冢也不能因为同样原因而被轻率地断定为妇女的墓冢和祭地。这就再次证明了女神雕像与母系社会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个观点。诚然，历史上确也不乏妇女执国政的例子，如我国古代著名的“西王母”国，日本古代的邪马台女王等等，但由于与本文主题无关，故不引证论说。
按照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理论，西辽河流域的早期神权政治国家当然应该是对其早期文明社会的概括。按照传统的观点，文明社会的主要物质文化特征是文字、城市、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伟大的艺术、贸易等等。但是，西辽河流域的早期国家，至少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文字、金属器等，城市的有无也还难以断定。而此三者，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文明时代不可缺少的物质文化标志。近来，一些学者根据红山文化所出现的大量玉器，提出：“一部玉器史的研究，正是探讨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个过程”，是中国文明史的研究课题之一。杨伯达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东方沿海崇尚玉器部落的分布后认为，“很有希望找到从石兵器向铜兵器过渡的玉兵器阶段。”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根据西汉成书的古代文献《风胡子》对中国上古以石、玉、铜、铁质料作为兵器的递进发展阶段的概括提法，指出：“风胡子这个分期法，知之已久，但它在历史现实中有多大基础，是现在才能看得出来的。”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把古史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大致相当于传统古史的三皇(轩辕、神农、赫胥)、五帝(黄帝)、三代(禹)和东周四个阶段。第二点是将这四个阶段的进展变化与政治力量相结合。这两点都很正确地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经过的本质变化撮要出来了。西方考古学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比起中国来缺少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因为玉器在西方没有在中国那样重要。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我们认为，考古学上时代的分期，正确表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水平。玉器的制作，从选矿、采矿，到加工、成形，从形态构思到成品的艺术表现，都反映出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水平已超越了石器时代。因此，玉器时代的提出，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即便是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商王朝，其玉器也同青铜器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何况，与红山文化玉器共存的伟大物质文明成就，还有足以与西亚、埃及和玛雅、印加文明比美的巨大的礼仪性建筑群和伟大的艺术。这些都充分显示了西辽河流域早期文明的特点，证明它确是一个以神权政治为特征的原生形态的早期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