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论
在我国北方古文化中，红山文化是一支享有盛誉的重要的新石器文化。从20世纪30年代在长城以北发现红山文化遗存，50年代命名以来［1］，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新发现不断问世，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终因考古资料比较贫乏，学术
界对它的重要意义一直未能给以充分认识和恰当评价。同时也由于文明起源理论研究长期处于的停滞不前状态束缚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因而造成把红山文化置于中原诸文化之下的错觉。70年代中叶以后，考古工作者在辽西的朝阳、阜新地区和内蒙古的赤峰及其邻近地区，主要是在西辽河流域的范围内，北起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南到大凌河流域，相继发现距今五千多年的大型石砌建筑群遗址庙宇和墓葬，并发现大批极为珍贵的文化遗物。一系列连续重要发现，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红山文化地位的认识，“认识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古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2］，而且促使学术界认真反思以往，对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的传统观点加以重新审视，从而发展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观点，丰富了我国史前考古和文明起源的理论。仅此而言，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的意义和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在物质成就上所达到的水平，学术界已公认是喀左东山嘴的大型石砌建筑群，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的女神庙和积石冢，以及红山文化以龙形象为代表的各类玉器。对于这些遗址、遗迹、遗物及其性质，学术界已开展了热烈讨论。迄今为止所见论著中，对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所达到的进化阶段和社会发展水平，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苏秉琦先生认为：“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冢等，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
式。”［3］
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表明“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4］。另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俞伟超先生认为，喀左东山嘴遗址中出土的陶塑裸体女像，是母权制的象征物，而东山嘴祭坛属于“原始祭祀的遗迹”［5］。有的学者则从文明时代的标志角度出发，论证“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6］。张忠培
先生通过东山嘴祭祀遗址所显示的宗教信仰情况，认为“当时宗教形态已相当复杂、完善，形成了初步体系”，“泥塑雕像都强烈地表现出女性特征，表达了女神在当时人们信仰世界中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但由于“宗教具有保守特点，我们不能仅根据宗教信仰中所表述的情景，简单地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