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建筑形制方面。过去的半地穴式草拌泥墙神庙被淹没了，而代之以石砌的祭坛。宗教建筑形制上的变化，使用建筑材料的不同，都说明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不是继承，而是变革。这场变革也深刻地反映在出土陶器上。
东山嘴遗址所出陶器，第一时期
仅在M1人骨架的胸腹部发现大块泥质红陶和黑陶，只能复原一件泥质黑陶钵。第二时期出土的大量陶器，从钵盆类来看，主要是泥质红陶，少量为泥质灰陶，与第一时期的黑陶相异。第二时期出现的陶器，虽有红山文化的一般特征，如钵、盆、瓮、小口罐、器身饰压印“之”字纹、底饰席纹的夹砂直筒形罐等。但器内彩的盖盆、无底筒形器、镂孔瓶形器、泥质黑陶圈足器、三足小杯，以及深朱、方格纹的出现，都为一般红山文化遗址包括东山嘴第一期所不见或少见［47］，而与牛河梁［48］、阜新胡头沟［49］、凌源三官甸子［50］等遗址出土相近。根据从考古学层位理论发展而来的人类学理论的“年代——区域原则”(age—area
principle)，一个形式的空间分布越广，其年代就越久远。也就是，广为分布的文化要素要比其分布受到限制的文化要素的历史更悠久［51］。由此判断，东山嘴第二时期陶器中有相当部分与分布于老哈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相同，也与东山嘴第一时期M1人骨架胸腹部上的红陶片相同，均为发生年代较早，使用年代延续较长。而东山嘴遗址第二时期陶器不同于老哈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所出以及东山嘴第一时期所出的那部分，则发生年代较迟，与遗址第二时期的发生年代一致，也与牛河梁、胡头沟、三官甸子遗址大体一致。陶器形制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辽西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形成了新的地方类型，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在西辽河流域范围内所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动。以祭坛取代神庙，和以石砌建筑取代半地穴式草拌泥墙建筑，都是作为这一剧烈社会变动的结果而产生的。
从第一阶段同时出现方、圆两种形制的祭坛来看，以上所说社会变动，很有可能是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落(因为遗址南翼三个相连的圆形基址的形成年代，早于靠近中部那个单独的石圆形台址)联合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两种形制祭坛的连续使用年代相当长久，可达五百年上下［52］，说明这几个部落确已成功地联合起来，形成新的社会组织。而最初的联合，则应源于对东山嘴祭祀圣地的改造。第一阶段石砌建筑规模不大，对此也是一个很好说明。
在第二阶段，石砌建筑规模不断扩大。位于遗址南半部中轴线上的圆形祭坛增加，东西两翼形成长条石带。遗址中部第一阶段始建的小方形石坛扩大成为中心大方形祭坛，周围也新建了九个较小的方形祭坛。北部的两翼也分别建起了两道南北走向、相互对称的石墙，石墙外又堆砌起大面积的护坡。这样，最终形成一个遍布东山嘴的石建筑群。如此宏大的规模，实由第一阶段的两种祭坛发展而来，确切地表明其间的联合已达到高度稳定，并在稳定联合的基础上走向了统一。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第一阶段的小方形祭坛，在第二阶段不仅规模扩大，成为整个建筑群中最大的祭坛，而且它还俨然居于全部石砌建筑的中心部位，其他建筑则环绕它周围逐渐发展起来，这一现象表明，这个方形大祭坛，显然是东山嘴建筑群的核心建筑，它应该就是主祭坛。也就是说，在联合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使用方形祭坛的部落居于主导地位。稍加探讨还可发现，使用方形祭坛的部落其实一开始就具有领导作用，并越来越表现出作为联合统一体的核心的发展趋势。
考古材料表明，世界各地祭坛的起源，最初几乎无一不是方形。根据古代埃及和西亚文明中祭坛的形状和面积，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的祭坛是从普通的桌子演变而来的［53］。在巴比伦古城遗址中发现的祭坛，是用土坯制作的方形祭坛。埃及的祭坛，也常常用花岗岩或玄武岩建成巨大的方形建筑。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为供奉宙斯和雅典娜所建祭坛，也是由一个边长和高度分别为400码的高大方台构成。古代玛雅文明和阿兹台克文明，祭坛也往往是巨大的方形建筑［54］。其他形制的祭坛，如圆形、多足支撑形等各种形制，均由较早时期的方坛派生演变而来。英国索尔兹伯里著名的斯通亨奇史前环形巨石建筑群，是否是祭坛尚有争议，即使是祭坛也不是最早的形制。据此推断，喀左东山嘴的祭坛，年代最早的必为第一阶段形成的中心方坛。但其形制来源看来还找不到源于方桌的证据，倒有可能与原先神庙的长方形基址有关。圆形祭坛可能是从方坛派生演变而来，因此居于较次要的地位。这就是说，使用方坛的部落，从一开始就是起着中心作用的。后来所发生的以它为中心的一系列形制演进，进一步表明了其地位的日益巩固，证明了这一格局所保持的长期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