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三代亦有发达的神权政治，把阶级统治的国家实质掩藏在神秘的宗教外衣之下，但形式与其他古代文明有所不同。商代的神权观念主要表现在商王借助于甲骨卜辞与上天沟通。各种复杂的祭祀礼仪，华丽繁缛的青铜器纹饰，也都突出地体现了神权政治观念。商代已出现“君权神授”观念，见于《尚书·商书》诸篇。殷
纣王在大难将临时，还自称“我生不有命在天”［80］。周武王克殷以“小邦周”取代“大国商”，周公谓此王朝代兴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81］。周初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有“受天大命”之类的词句。早期蜀文化中举世罕见的青铜雕像
群［82］，其象征意义同样也是至高无上的神权。这些不过都是王权借助于神权的惩罚权威来行使国家权力，或代表神所赋予的神圣使命来行使王权。毫无疑问，行使这些强制性权力的实质手段，乃是充分而有效地运用暴力。
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所显示出来的社会形态，与上述各古代文明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牛河梁积石冢群、女神庙，东山嘴石砌祭坛群，各地有主从层次关系的玉器墓群，其宏构巨制，规模庞大，都无不反映出强迫民众服从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中心的事实，表明了政权的集中化统一化并被加以充分运用。而这个集权中心在其社会组织系统和政治结构诸方面所处处充满着的神秘王国气氛，正是一切原生的早期国家所普遍具有的特征。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它的主体成分和绝大多数要素都是土生土长的。虽也部分地含有一些仰韶文化的特征，但这是文化交流所致，不能据以否定它是一个原生的早期国家。
从大型礼仪性建筑的规模这一角度，分析一个社会是达到了早期国家水平还是处于史前酋长制状态，应从几个方面入手分析。第一是其所反映的行使权力的范围和程度，第二是是否达到专业化生产，第三是大型礼仪建筑工程的作用和目的性［83］。
我们在上文论述过的以牛河梁为中心、分布范围至少达五十公里的这样一个文化连续统一体，以及组成这个构架的各个层面，对于权力行使的广度和深度已是一比较详细的说明。各种大型石砌建筑、复杂的神庙殿堂、精美的玉器和栩栩如生的大型女神雕像群，也充分证明了社会分工所达到的专业化生产水平。而专业化分工所必备的基础，是农业已发展到足以提供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一大批脱离食物生产的手工业者队伍、建筑队伍、运输队伍、采石队伍和早期的艺术师等等。这就表明，统治者确已控制了劳动分工，控制了人民的剩余劳动及其产品，将其变为私有财产。
另一方面，把大量劳动力集中投入使用于修建礼仪性工程，却不是投入有益于社会生产和公众生活的公共工程如水利、道路等等，也反映了权力运用的性质。对此现象，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认为这个权力中心是在强烈地炫耀宗教那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意味着，在宗教神权的庇护下，世俗间的王权已达到充分合法化。这里充分暴露了这种惟一运用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大型劳动工程的强制性、非自愿性。如果劳动工程是自愿性的、自觉的，那就首先应当使用于对公众利益有作用的一些事业上。例如灌溉，最早大河流域的灌溉都是人们之间自愿采取的小规模联合与协作来完成，史前埃及最早的灌溉系统和史前安第斯文明的灌溉系统，均由一些家庭至多是个体生产者的小集体建造和管理［84］，当时还没有出现由一个集权的中心所强制性建造的大规模水利工程。虽然应该指出，酋长制下也有一些公共建筑是为宗教服务的，但规模一般不大。现在所见的一些史前建筑，如著名的复活节岛史前巨石人像就是如此，每一代酋长立一石像，累代相继，以至成为如今巨大的石雕人像群。然而每一代的建筑规模并不大，无须投入多少劳动力。又如，英国索尔兹伯里斯通亨奇史前巨大的圈形建筑群，也不是同一时期建筑起来的，而是经过先后五百年，经历了三个时期，逐渐建筑而成的。何况这一史前建筑的用途，极有可能是服务于天象观察，还不是单一的宗教性建筑［85］。由此可见，在同一时期内集中大量人、财、物力修建与社会生产和公众生活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型纯宗教性建筑群，不可能出于自愿劳动，只能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权力集团有目的地强迫广大被统治阶级所进行的强制性劳动。从剩余劳动被无偿占有这个方面看，也可以看出早期国家的形成，证明这个早期国家确是统治阶级掌握并玩弄神权，以有效地实施阶级统治的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