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西辽河流域这个政治实体，无论是其统治权力的性质，还是其行使权力的程度和范围，都已达到与史前酋长制有着本质区别的新阶段，因此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早期国家。
结 语
通过对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所达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不仅使我们从中看到
一个早期国家的基本构架及其演进，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它还包含着深刻的理论意义。
从19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Morgan)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发现典型的母系氏族，并于1877年发表其名著《古代社会》以后，许多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家都根据摩尔根发现和阐释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模式，确信继婚姻形态的杂交阶段后，产生的第一个社会是母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父系氏族社会。与此相应的则是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先后发展顺序。由于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欧，如奥地利维多伦多夫、意大利格里马尔迪、法国布拉桑普伊等洞穴，以及苏联加加里诺、科斯坚基、马利塔·布列季等地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妇女雕像，均为突出女性特征和性器官，故被多数学者断定为属于母系氏族宗教信仰的产物。新石器时代的女性雕像，在北非、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爱琴群岛、巴尔干半岛、比利牛斯半岛、法兰西、英格兰以及斯堪的那维亚等地，也多有发展，其特征在技法上与旧石器时代的妇女雕像相近，因而也被断定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女神形象和女神崇拜［86］。而新石器时代末叶出现在西亚欧贝德后期文化(Ubaid
Culture IV)［87］，埃及涅伽达文化阿姆拉遗址(Amra，Nagada
Culture)［88］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泥、石、象牙等男性雕像，则被认为是父系社会的崇拜对象。从原始社会单线进化的发展阶段论来看，母系与父系、母权与父权的前后相继，似乎由此得到了证实。
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以及广泛而深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却不断地显现出与上述序列并不合拍的大量实例和实证性材料。当代大多数人类学家虽然并不否认有母系社会存在，但却并不认为母系与父系之间具有必然的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关系。而所谓母权，在历史上也从未构成过一个独立的社会权力发展阶段，难以断定历史上有一个完全由妇女掌权的阶段存在。相反，在相当多的母系社会里，妇女地位虽较高，受到人们尊重，但权力却由男子掌握。而在摩尔根所亲自调查并据以得出母权制结论的北美易洛魁人的部落中，妇女占有重要地位的情形，乃是一种特殊形态，并且这种情形还不是易洛魁社会的原始社会形态［89］。因此，关于妇女雕像必然是母权制象征这一命题，其基本理论和论据就失去了坚实可靠的经验材料基础，其结论自然就大成问题。
史前时期世界各地所发现的女性雕像，绝大多数都不是分层次成体系的拟人神结构。尽管从女性雕像的起源看，与社会尊重妇女有一定关系，但从新石器时代始以生育女神象征农业上的丰饶崇拜和地母崇拜，却与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它仅仅是从生育意义出发来象征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的。因此这类妇女雕像尤其注重突出女性器官和生育功能，被称为“地母”。这种实例在民族志资料中比比皆见，即使在易洛魁人的部落中，也是如此［90］。尤其是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所发现的大、中、小三类女神雕像，仅有喀左东山嘴的两件无头裸体孕妇小雕像代表丰饶女神，中型和大型的两类则看不出与农业崇拜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特别是牛河梁女神庙主室内不同部位发现的大型女神雕像群，照我们看来，已具国家崇拜的意义。三类女性雕像所构成的神统，犹如众星捧月，群神拥戴主神的主从层次关系十分明显，也表明已初步完成从多神向一神的转化。从多神向一神的发展，是人类生产形态进步、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反映，两者之间基本上是同步发展起来的。从多神到一神，从多神平等到一神独尊，形成分层分级的神权结构，其实就是世俗间从平等到阶级分化和君主独尊的社会结构的反映。何况，红山文化所显示出来的神权政治结构，表明存在着一个脱离社会生产的特殊的权力阶层，它能够无偿地占有在专门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一大批各种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建筑工人、采石工人和艺术师以及能够为其提供食物以维持生计的农民阶级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并能随心所欲地予以支配。如果没有一个集权的机构来统一地、充分地、有效地行使权力，就不可能统一支配，调动各种人、财、物力，取得如此巨大的文明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