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够把全部红山诸文化都毫无例外地置诸以牛河梁、东山嘴等为中心的神权政治构架之内。但是至少可以认为，拥有共同文化内涵(如石犁耜、“之”字纹彩陶器、陶等)并且空间连续性分布特征非常显著的这一共同地域，是直接孕育这个神权政治实体的广阔而深厚的土壤，大致也是这个神权
政治中心可能实施权威的直接和间接的地域范围。它们的空间构架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从平面结构方面看，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一是从垂直结构方面看，是一种高级与低级的关系。平面与垂直两种关系，说明了这个神权政治实体在空间上的广延性和分级性。从发展年代上看，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分布区域的红山文化，可能存在早晚的差别。相当于红山文化后期的牛河梁、东山嘴等祭祀遗址，似乎又属于较晚的一个类型，充分证明它们是在红山诸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牛河梁、东山嘴遗址的年代，均同时持续了大约五百年，又充分说明了这个政治实体在时间序列上所达到的高度稳定性。空间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稳定性，无可非议地说明，作为一个神权政治中心，这个政治实体在其权力实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从而进入了稳步发展的统治状态。而其他处于边缘和不同层次的各个次级中心及其支撑点，则是这个高级权力中心在各地进行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
说明上述神权政治结构已经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玉龙的出现。根据出土玉龙的形制演进序列，最早的玉龙形象是猪首，内蒙赤峰市巴林右旗羊场出土的一件［69］和辽西牛河梁一号积石冢出土的二件即是。后来猪首逐渐演化成眼呈棱形、背上起鬣而弯曲上卷的龙首形象，内蒙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一件即是［70］。玉龙的猪首形象，表明它产生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用玉雕琢而成，加工精美，又表明手工业的专门化分工达到较高程度。对于农业和手工业两者的占有，则表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的形成。作为这种政治权力物化形式的玉龙，是这种政治权力的宗教性神权的外在表现形式。《易经·文言》所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是对龙与文明关系的较早和较恰当的说明。中原三代的盛衰兴亡，无一不与神龙息息相关［71］，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神权与王权的关系。从龙的分布范围与年代关系看，中原的龙极有可能是从北方草原传播而去的。从流以溯源可以看出，远远早于夏代纪年范围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所出现的玉龙，其基本功能当与中原王朝无大差异，也是作为政治权力的标志和象征物而存在的。由此可见，以玉龙为外在形式的政治结构，已经超出史前部落制结构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玉龙的空间分布情况。考古资料说明，具有与玉龙同样技术和特征的玉器，在西辽河流域至少已发现十余处，其分布范围恰与已知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相一致［72］。这无疑是以上关于神权政治结构范围论述的有力证据。此外，牛河梁一号积石冢M4：2、3出土的两件龙形玉饰，龙首形象为猪首；东山嘴中心大方祭坛出土的一件双龙首璜形玉饰，龙首形象略带猪首形而又有所变化，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年代早晚的承袭关系。这一年代早晚关系，与公布的碳十四测定年代和树轮校正年代数据的早晚差距，恰相吻合［73］。这就确切表明，牛河梁作为西辽河流域神权政治结构内的高级权力中心，发源最早，地位最高。东山嘴作为这一神权政治结构内的次级中心，其权力则是从牛河梁高级中心发源出来的，是牛河梁中心的派生物。而阜新胡头沟玉器墓群中未出玉龙，却出有与玉龙鬣部颇有关系的勾云形玉饰；凌源三官甸子石棺墓的中心墓内，也出有一件双猪首玉饰(此件玉饰的双猪首，尚不具备猪龙的特征)，说明它们又是作为再次一级的权力中心而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