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二里头遗址内部结构的不完全资料表明，这些大的建筑物是有组织的遗址的中枢，在这些大的建筑周围，发现了一些更小的建筑基址［10］，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我们还不能确认这些大型建筑就是聚居地或公共建筑物。除了夯土基址以外，还发现了一些小的和中等规模的房址，其中
有些是半地穴式的，有些则建在平地上，生产区和墓地大体上位于远离“宫殿”的周边地区。
以这些材料为依据，或许可以认为是能够动员大规模劳动力量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中央集权的明证，屋房风格和规模的差异或许反映了社会分化的出现。二里头文化的其他遗址还没有发现夯土台基或特殊的建筑基址的报告，这就更有力地证明了上面提及的在二里头社会出现了权力集中和社会分化的观点。
墓葬和墓地
在大部分夏家店下层遗址中，发现的墓穴不是很多，这或许需要大大拓展发掘规模，而不是在社会现象上下功夫。关于单个墓葬和墓地的规模以及结构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两个遗址，即敖汉地区的范杖子遗址和大甸子遗址。
大甸子墓地发掘了700多座土坑墓，墓地位于主遗址北面围墙和壕沟等防御设施以外，呈有规律排列状。公之于世的只是关于发掘情况的简报，但从单个墓地的描述和一般结论的摘要中也获得了一些有关墓葬的资料，这些墓葬几乎都是成年男女单葬，头一致向西北。从墓葬的规模、木质棺具的有无和随葬品的数量及质量几个方面，可以发现这些墓存在着差异，墓穴的长短也有不同，长的超过2.2米，短的不足1.7米。然而最主要的差异还是深度。墓穴的平均深度是2米，有的则更浅，而深的超过5米［11］。在一期发掘的54座墓中，有5座墓穴发现了木质棺具的残骸。墓穴中几乎都发现了猪和狗的残骸(有时只发现头骸骨)，这些随葬品与尸体一起放置在墓中的地面上。除了动物随葬，在绝大多数墓穴中(640~700多座)还发现了随葬陶器，它们被置于脚端的壁龛之中，有些壁龛中还发现了猪骨和其他祭品［12］。在随葬的陶器中，大多是绘有红白二色的精致的陶罐。刘观民、徐光冀认为，这些陶器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在620座有陶器随葬的墓中，三分之一含有1件或更多的彩绘陶器，但墓圹大小和随葬陶器多少不同的墓中，彩陶出现的频率是不同的。墓圹长2.2米以上的有陶器墓大都含有彩绘陶器，而墓圹长2.2~1.7米之间的有陶器墓25％有彩绘陶器，圹长在1.7米以下的有陶器墓也有少量发现。在随葬品数量不同的墓中也有差别：随葬6件(或更多)陶器的墓中，彩绘至少有1件；随葬5件陶器的墓中有彩绘的约为80％；随葬4件陶器的墓中有彩绘的占40％以上；随葬两件陶器的墓中有彩绘的仅占20％。此外，根据分布的墓葬现象，在随葬品丰厚的墓中大部分有彩绘陶器。
其他种类的随葬品包括石质工具、海贝、不同种类的骨质串珠、小件金属器、卜骨，大约30％的男性墓随葬有磨光的石斧或石钺，它们的制作工艺比实用的生产工具或兵器精致得多。遗址第一次发掘的墓葬中，只有10座有精致的诸如玉或石串珠等装饰品，其中6座有贝壳，2座发现金属器件，一座4.8米深有木棺的墓(4号墓)中发现几种动物骨、彩绘陶器、一把石斧、石串珠和294件贝壳，这些贝壳的数量要比其余53座墓中发现的贝壳总数还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