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探讨中国的商周二朝都是精耕农业社会的问题，这种经济方式或者通过直接的政治控制或者通过间接影响，传播到中国北方广大的平原地区，这些地区的环境条件也适宜于精耕农业。然而，这种生存体系却不适合于东北内陆的峡谷地区或西部的干旱地区。中原和北方广大平原定居社会的存在，提供了稳定的谷物剩余
，保证和促进了更边远地区专业化的畜牧业社会的发展。这些边远地区气候条件的恶化促使顽强的边民们去适应新的游牧的生活方式。然而，当稳定的农耕社会解体时期，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们不得不依靠耕地，因为这时他们用畜牧产品交换不到所必须的谷物。在这一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看到在赤峰和其他类似地区又出现了定居社会，所有这些地区都依存于一种混合型的经济方式。
依照这一观点来考察社会的发展，可能有助于解释发现于北方平原的商周二朝的墓葬品。这些墓葬内并排摆放着商代青铜器和典型的北方器物，其中有些很像夏家店下层器物。北方平原地区确实是我们假想的畜牧业和农业相互作用的地区。不难想像，人们把牧群从山上带下来以交换谷物，商代青铜器的发现说明中原与北方地区的关系可能不仅仅局限于食物的交换。我们不掌握畜牧社会的原始资料，但它未必就是平均主义社会。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能与是否拥有从商王朝获得的青铜器(作为礼品交换得来)等外来品有关，很可能是畜牧者的头领们在随着牧群游牧时随身携带回来，把它们作为随葬品葬于离来地邻近的地方。这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习俗。
Cregory
Johnson曾指出，伊朗西南部国家的形成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定居社会满足游牧人口的需求而引起的，即“当地居民协调地与游牧人口的季节性的交换可能与前面讨论过的其他过程同时发生，繁殖使得游牧的规模扩展，组织起来便成为必要”［23］。换言之，畜牧社会对定居的农业社会产生刺激作用，正如农业群体对畜牧群体产生促进作用一样。于是我们说，这个相互作用的反馈过程就刺激了农耕和游牧两种社会形态的发展。
在中国的编史工作中一直存在着排斥畜牧业的偏见，他们把这些游牧民族称之为“野蛮人”。对中国北方畜牧业发展资料的近乎匮乏，或许可以归因于这一态度和再现游牧社会考古遗存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因此我认为，有计划地研究鉴别游牧民族季节性的简陋的帐篷遗存，再现有关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资料，以及他们与农耕社会的交换和其他方式的相互影响的证据，应居于将来考古工作的首位。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畜牧社会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而且上述的结构将使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在广阔区域的发展脉络。
结 论
上面讨论的问题是人们所说的“中国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大致说来，这一过程可概括如下：在公元前30世纪末，社会形态(原始的酋长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出现，这些部落贵族取得和维系他们地位的途径，某种程度上是依靠与其他部落贵族建立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就是张光直称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在这个作用圈内，同一时期多种文化的生产技艺和社会习俗构成了一个整体，在二里头文化的第三、四期，位于今洛阳周围地区的国家可能比同一时期的其他政权更强有力，尽管它直接控制和影响的地域方圆不过50公里。这一领土扩张和政权巩固过程在二里岗早期明显减弱，到商王朝时似乎控制了黄河流域及其相邻的南北大部分地区，国家的迅速形成过程包括商王朝直接控制下的及其领土以外的社会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