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岔文化的青铜器是墓葬中出土的，加上采集品，已发表了管銎斧、刀子、銎内戈、空首斧、锥、耳环弹簧式和一端砸扁式两种、扣等七种，而且还在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批陶范，可辨的器形有管銎斧、短剑、空首斧等。这对弄清这一地区北方系青铜器的文化归属有重要意义。李家崖文化过去发表的发掘简报中没有北方系青铜
器的报道
［84］，吕智荣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过在李家崖古城遗址中发掘的一批墓，绝大多数无随葬品，有三座墓各出一件兵器
［85］，但语焉不详，至今也未发表器形。现在从西岔文化的情况来看，过去清涧和绥德一带收集到的商代北方青铜器［86］，比较肯定应属李家崖文化。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清涧的张家孤和解家沟发现的直线纹青铜
簋
［87］和中原商周铜簋形式不同，而是和李家崖文化中的高圈足敞口陶簋［88］相似。从西岔的情况来看，李家崖文化的居民也有自行铸造青铜器的能力。李家崖文化在陕西分布的南界还不清楚，在甘泉史家湾的发掘表明，这里的“西周遗物”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早到商代已经不属于李家
崖文化了［89］
。
山西过去发现过很多和绥德、清涧很相似的混有殷墟式青铜器的北方系青铜器，李伯谦据以提出了“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的概念。并将这些青铜器分为五期，年代自盘庚至帝
辛［90］。山西吉县上东村的青铜器是明确出于墓葬中的［91］。吕梁县桃花庄的青铜器据报道也出自墓葬，“墓只留下竖穴腰坑残迹，还见到两尸骨”［92］。石楼县义牒发现的青铜器也伴有人骨，应出于墓中［93］。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在太谷县白燕发掘时曾发掘过一座已盗的墓，残存一件一端为云形片状的金耳饰［94］。但是只在义牒的发现伴有一件树皮般浅乱绳纹的陶罐，不足以判定在山西境内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是否也属李家崖文化。虽然，石楼后兰家
沟［95］、永和下辛角村［96］、吕梁片罗村［97］都发现和清涧寺［98］相同的金质云形耳饰；石楼桃花庄出土的直线纹簋［99］与清涧张家孤和解家沟形式相同；柳林县高红山H1出土的陶器和李家崖、薛家渠相似［100］；这些都可以作为山西境内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也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间接证据。但金质云形耳环在陕西淳化的黑豆嘴也出过，那里的陶鬲就显非李家崖文化
的［101］。所以，毕竟需要做更多的田野考古工作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
从文献史料看，春秋时代的中国北方戎狄非常活跃。《左传》中“戎狄”是一个泛称，而在陕、晋、冀地区主要是指群狄。狄又有白狄、赤狄、长狄之分，赤狄又有廧咎如、潞氏、甲氏……之分，不相统属且彼此攻击，但对华夏诸国有很强的侵略性。伐邢、入卫、灭温、伐郑、败周师、侵齐、侵鲁等记载不绝于史。晋国处于群狄围绕的形势，所谓“狄之广漠，於晋为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故对狄战争尤为频繁。到前594~593年灭了今晋东南地区的赤狄黎氏、甲氏等国，前541年在今晋北“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才取得了对狄的决定性胜利。对狄战争的重心转向河北北部的鲜虞白狄之一支。白狄本来分布在南流黄河以西，所以晋国对秦国国君说：“白狄及君同州”。《左传·成公十三年》而曾流亡于狄地十二年的晋文公重耳自述曾“从狄君以田渭滨”《左传·僖公十四年》。其远抵冀北是春秋晚期之事。
史称“狄，隗姓也”《国语·周语中》富辰语，重耳娶廧咎如之女称“季隗”亦可为证。以周之姜姓源于商代的羌人、羌方为例，则周之隗姓源于商代之鬼方。从《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和武丁后期卜辞结合分析，鬼方被征伐后已加入商王为首的军事联盟，鬼侯成为纣的三公之一［102］。周人在商代对鬼方采取过军事行动，故《古本竹书纪年》称：“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隗姓的狄人一部分在周初的大征服中降伏于周，故封晋国始祖唐叔时曾分予“怀即‘隗’的假借字姓九宗”《左传·宣公四年》，也就是很多隗姓的宗族。而西周时北方的狄人仍是周王及其诸侯的重要军事对手。河北元氏县出土的西周初的臣谏簋铭文：“唯戎大出［于］氐，邢侯搏戎。”以春秋初年狄伐邢而导致邢国迁徙来推测，周初封邢是抵御狄人的重要据点，邢侯所搏之戎就是隗姓的狄人［103］。著名的小盂鼎铭文记载了周初一次伐“鬼方”的战果：“获或四千八百□十二或，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十八羊。”可以看出鬼方的马、牛、羊并不比华夏各国多，显然不是专化的游牧部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