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自古以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
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匈奴是“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多则马、牛、羊……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典型游牧经济。既然战国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按：指秦、赵、燕边于匈奴”，则那时长城以北的地区已是游牧人活动的地区了。
司马迁的《匈奴列传》是综合了大量先秦时代有关北方长城地带的文献记载写成的，在整理和保存重要史料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他和当时许多汉族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先秦文献中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戎狄，与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属于同一族群，从而造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误解：1.先秦的戎狄就是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的前身；2.自古以来游牧民族占据北方长城地带，后来才被中原农业居民向北方的拓展而逐步排挤到更北的地区。
这种观点不仅长期影响了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研究也有很大影响。例如，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仍然声称：“分布在西周北部和西北部的各族是一些游牧部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时代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玁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只是由于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之不同，而异其称而已。”［1］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不同于中原形式的青铜器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成为研究先秦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由于这些青铜器和欧亚大草原上古代游牧人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在中外考古界都加强了北方长城地带早就是游牧地区的印象。以1997年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印行的《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图册为例，就把中国北方青铜器的分布图称为“中国北方游牧民关系图”［2］。
其实，从日益积累的北方长城地带田野发掘资料出发，结合环境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的戎、狄和战国才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胡、匈奴并非同一族群。北方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它之变为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是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变动的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复杂过程。在这种新认识下对先秦的原始文献包括地下出土的文献作重新分析，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现择要列论如下：
从最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看“戎狄非胡”
认识北方长城地带先秦史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代，这个地区是否始终为同一族群所占据。按司马迁的说法，“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则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是和中原的夏人有血缘关系的同一族群。这种观点究竟是汉代人出于大一统的流行观念而做的大胆想象，还是真有其事，这是需要今天科学研究的检验的。然而，司马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很大的权威性，所以直到1997年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居然还有一个既对考古资料没有实际了解，又不懂体质人类学常识的人，试图论证匈奴在文化和人种上都起源于中国中原的夏文化二里头文化［3］。这种谬论并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真看待。但是，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基本是凭文献考出的结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獫狁。入春秋后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后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仍被多数人奉为信条。上引《中国通史》的说法实本诸王说。在考古学界，像田广金主张商代以来的所谓“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遗存均属早期匈奴遗存［4］，靳枫毅坚持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遗存［5］，其实都基于北方长城地带不同时代的遗存均属于同一大族群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