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李家崖文化或包括全部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就是鬼方遗存，但特别难解的是山西全境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从来没有发现和西周礼器、兵器共生的例子。而且，山西也没有发现过一个西周至春秋的狄人的遗址或墓地。这说明现在在这个时段中的山西考古工作还有很大的缺环。目前
可以作为线索的只有两项资料，一是1963~1987年在侯马上马墓地发掘的千余座两周之际到战国中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不太多的非晋式陶器［104］。另一是在灵石县旌介村殷墟式与北方系青铜器共存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非商式陶鬲［105］。这件鬲实际可以和晋中地区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杏花村六期二段陶鬲，相当于殷墟早期的杏花村墓地的某些鬲排成一个演进系列［106］。而和上马墓地的部分非晋式鬲连接起来，这种鬲显然和李家崖文化的代表性的鬲不属于同一个系统。所以我设想，在山西的中南部其实存在一个和李家崖文化平行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当然，这需要今后田野工作来验证。
关于白狄，《潜夫论·志氏姓》“亘姓白狄”，亘是恒字用于“恒娥”一词时的异体写法，非姓氏。而《谷梁传·昭公十二年》范宁注：“鲜虞，姬姓白狄”，《潜夫论》中的亘字很可能是姬字传写之误。同为姬姓之周人在起源上和李家崖文化起源上有无某种联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题目。
有两批遗存应予特别重视。一批是1984年在陕北米脂张坪发掘的四座墓［107］，都是仰身直肢，头北。其中有随葬陶器的三座墓都是鬲、豆、盆、罐的周式组合。但鬲绝非秦式，而和上马墓地的晋式鬲相近，罐却瘦高不似晋的罐。参照上马墓地的分期，三墓约为春秋早期到中期。可定为春秋中期的M2中既出中原式的圭道戈，又出北方系的带扣和三棱镞。当时陕北既非秦地，亦非晋地，则这种既有周系文化色彩、又有地方特色的遗存的族属，很值得玩味。另一批是1998年在内蒙古清水河县西麻青村发掘的19座墓［108］，仰身曲肢为主，仰身直肢次之，头北。殉牲现象普遍，一般用羊肢骨。陶器为鬲、罐、盆的组合，鬲和张坪相似，而年代稍早。罐形特殊而有的肩有小双耳。墓中出北方系铜带扣和弹簧式耳环、料珠项链、骨簪等。这批墓看来和张坪不是一个文化类型，而是年代上大体平行的另一类遗存。
这样的遗存启发我们：狄文化并不一定是和周文化全然相异的文化，本来李家崖文化和西周文化就有相通之处的。而且不能把狄文化想象为只有白狄、赤狄两支，他们可能和西方的羌人一样，也是多分支的。
（三）东部地区
燕山以北努鲁儿虎山以东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结束，伴之以距今3400~3300年达来诺尔湖的湖面缩小，湖滨发育的地层中夹有风砂透镜体［109］。由孢粉分析得知草本植物占优势而木本植物只有松属［110］。宋豫秦推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规模农垦导致了西辽河流域的沙质荒漠化［111］，这可能是使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地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衰退后文化遗址十分稀少的原因。但这个地区的赤峰牛波罗［112］、克什克腾旗天宝同［113］、翁牛特旗头牌子［114］都出过殷墟式青铜礼器，而且还有商代晚期到周初的北方系青铜器及其石范发现于赤峰地区
［115］。它们是何人所遗，尚待探究。
经过了大约400年的间歇期，生态系统大概逐渐得到自我恢复了，距今3000年左右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此兴起。这种文化在人种和文化因素上都有源自东方下辽河地区的高台山文化的迹
象［116］。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半农半牧经济所支持的定居文化,但遗址的规模、房址密度和文化堆积的厚度均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农具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样有清理林木用的石斧，翻耕用的木耒灰坑壁上的痕迹和收割用的石刀，但中耕工具很少，农业显然比夏家店下层文化粗放。除建平水泉遗址中的一个窖穴中残存0.64米的炭化谷物鉴别出粟、稷两种［117］，在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和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中均发现保存炭化谷物的祭祀坑
［118］。家畜以猪为主。大山前遗址所获的162块可鉴定动物骨骼中，猪占59.9%，狗12.96%、牛12.96%、羊11.73%，马和马鹿各一例［119］，可见畜牧业并不是很发达，更非游牧。该文化已知骑马术并已掌握马车。夏家店上层文化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出现了像小黑石沟石椁墓这样的大墓［120］。随葬400多件组器物，其中中原式青铜礼器就有商末周初到西周晚期的共15件，其中还有许季姜簋。该地这样的大墓不止一座，还收集到有长铭的懿王时期的师道簋［121］，应该也是大型墓的随葬品。这类墓在规模上不亚于同期中原中小诸侯的墓。
夏家店上层文化很早就被误认为东胡遗存，虽然越来越多新出的证据表明这种见解的荒谬，但先入为主的成见仍影响着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不少人。其实，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是山戎的遗
存［122］。这种文化在春秋早期后明显地衰退，应该和齐桓公北伐山戎的军事行动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