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天，我在呼和浩特和石家庄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后宣读了《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6］和《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7］两篇论文，主旨都是批驳把东周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遗存笼统地与史籍记载的匈奴、东胡混同起
来。1995年又专门写了一篇《戎狄非胡论》［8］。以上三篇文章虽然有很多方面在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其实立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在当时已经收集和鉴测过的古代颅骨资料表明，战国晚期以后的北方长城地带的主体居民在人种上是不同于战国早期以前的主体居民的。但是，当时一方面受到古代颅骨资料相对贫乏的制约，另一方面还受到陈旧的分析方法的局限，还不能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过去我们分析古代颅骨标本的人种特征，一般把它们与现代人种各类型在若干项颅骨特征上的相应变异范围进行比较。结论往往是把某一批古代颅骨样本判定为属于某一现代人种类型，如东亚蒙古人种、南亚蒙古人种；或判定兼有两种以上现代人种类型的特点。例如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又和现代东亚人种有某些相似性。正像朱泓所说：“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用现代人的分类法去套古代人，其结果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误解，以为某某古代民族中含有现代若干区域性人种的多种因素，似乎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存在着很明显的现代各人种成分的混杂现象。而事实上恰好相反，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
［9］举例来说，我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谈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种问题时，根据公布的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颅骨鉴测数据，采取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大甸子Ⅰ组是比较纯的东亚蒙古人种，大甸子Ⅱ组是混有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东亚蒙古人种。”
［10］而且，我就此进一步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原有居民是定居的东亚蒙古人种，其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出现，是由于和流动性大的北亚蒙古人种有接触，吸收了北亚人种加入自己的族团所致。这种推论的前提是，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业已形成，但历史实际却并非如此。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俄国人类学界习称为蒙古人种的“西伯利亚类型”，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典型特征的人群，现代蒙古族即为代表。但公元1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人，虽在低颅这一特征上是和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一致，但却是中长颅和低颅
［11］的结合。可见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的形成是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因此我那种推论的前提并不存在。
在中国考古的古颅骨资料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朱泓在19世纪90年代中叶起，广泛调查、收集和鉴定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数十份古颅骨标本，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和思索，从反映先秦时期各地居民实际体质特征的角度出发试图区划不同于现代的古人种类型，从而提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的新分类方案。他用这种分类观点来重新分析北方长城地带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早期的古颅骨资料，所得结论大体是这样的［12］：该地区已发现的先秦时代古颅骨资料可分为三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褊长而狭窄的颅型。它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很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有较大的差异，这恐怕并不是与更北地区的人群混血的结果，而是本地固有的体质特征。它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已发现的察右前旗甸子沟新石器时代的一份标本，即属此种类型。庙子沟文化广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中原仰韶文化农人沿黄河河谷北上开拓新的农田，与河套地区原有居民混合共存的结果
［13］。庙子沟的古颅骨和中原仰韶文化居民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仰韶居民的低面、低眶、阔鼻倾向十分明显，且有中等的面部扁平度，而庙子沟居民却有中等的上面高度、偏低的中眶型和中鼻型，很大的上面扁平度，这些与仰韶居民不同之点，恰恰也就是古华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在种族特点方面主要的区别。推测庙子沟居民的这些相异于仰韶居民的体质特点，就是内蒙古中南部早于庙子沟文化的原住民固有的性状。
从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考古发现来看，古华北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大概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地带。重要的有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夏至早商的标本，凉城县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的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的标本，张家口市白庙墓地春秋战国之际的白庙Ⅰ组标本。这种类型还辐射到东北地区，重要的发现有彰武平安堡遗址的夏代纪年内的标本，康平顺山屯遗址的商周之际的标本，赤峰红山后、夏家店、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克什克腾旗龙头山五个地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的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