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陶器均系手制，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并见褐陶和灰陶逐渐增多的趋势，中期后段出现以细砂做掺和料的薄胎砂质陶。纹饰早期有弦纹、线纹、彩绘、附加堆纹、连点刺纹，器底或有席纹，器表或有凸饰；中期弦纹减少，线纹增多，出现绳纹，彩绘发达，并见附加堆纹和镂孔。彩陶均为单彩，以黑彩为主，早期少见
红彩，中期少见褐彩。常见器形早期有小口折唇鼓肩平底双耳壶、大口凸饰尖底罐、宽带纹彩钵、素面圆底钵、敞口窄沿浅腹盆、叠唇口弦纹(或并绳纹、绳纹)罐，少见“红顶钵”，邻境地带东部并见鼎，西部并见杯形口尖底瓶。中期早段有小口折唇鼓肩尖底瓶、素面或宽带黑彩圜底钵、敞沿鼓腹夹砂罐、喇叭口盆、鼓状底座火种炉；中期中段有双唇小口尖底瓶、卷沿曲腹或折沿浅腹花草纹彩陶盆、叠唇浅腹盆、折沿或卷沿夹砂罐、平底或圜底钵、鼓状底座或哑铃状火种炉、镂孔器座等；中期晚段有单唇小口尖底瓶、大口凸饰尖底瓶、夹砂线纹罐、砂质薄胎卷沿细绳纹罐、卷沿曲腹彩陶盆、覆钵状底座火种炉等。
这是内蒙古中南部目前所知最早的定居农耕文化。在这一区域至今尚未发现早于白泥窑一类遗存、并含有陶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已发现的仰韶时代早、中期遗存，又与后岗一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有些学者因此认为，这里的白泥窑一类遗存是仰韶文化由南向北的延伸［47］。我们认为，在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早、中期遗存的形成中，中心地带自身特征明显，并有独特的传承关系。除了已经述及的石板墓、细石器以外，单就陶器而言，不像后岗一期文化以红彩为主，并几乎不见鼎，也未发现小口细长颈壶、肩耳壶、锥刺纹盆和球体罐；也不见半坡文化的鱼纹盆、杯形口尖底瓶、葫芦壶和蒜头壶，以及刻符等；更没有庙底沟文化的釜、灶等器形。白泥窑一类遗存的小口折唇鼓肩平底双耳壶、火种炉、砂质薄胎卷沿鼓腹小平底细绳纹罐等，也不见于以上诸文化之中。这一地区的瓶壶类，从仰韶时代早期的小口折唇壶，到中期的小口尖底瓶，再到晚期的小口双耳壶(罐)，有着明显的传承发展关系；而其砂质薄胎细绳纹陶，对其后直至夏商阶段遗存均有深远影响。因此，我们建议将这类具有明显文化特征，并有自身发展脉络，区别于邻境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属于仰韶早、中期阶段的白泥窑一类遗存，命名为白泥窑文化。
(三)庙子沟文化遗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把属于仰韶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当成当地的仰韶文化［48］。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此类遗存与仰韶文化的区别［49］，并称之为“海生不浪类型”［50］；80年代初，发掘阿善遗址后，又称“阿善二期文化”［51］。随后，或提出“海生不浪文化”的命名建议［52］，或称其为“海生不浪文化”［53］；同时，又以发掘面积大、遗存丰富、内涵单纯的庙子沟遗址的代表性遗存为依据，提出命名为庙子沟文化［54］。
庙子沟一类遗存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分布范围，西南自窟野河上源的鄂尔多斯腹地，东北至永定河水系的洋河上源。发现遗址点的盟(市)旗(县)，包括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东胜市、达拉特旗，包头市与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盟的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凉城县、察右前旗、兴和县、商都县和丰镇市等。含有这类遗存的遗址总数，除了已经综述过的34处以外［55］，近年陆续公布并发表了器物的又有15处，即达拉特旗的奎银生沟、瓦窑，准格尔旗的周家壕、白草塔、南壕、寨子上［56］、嘎尔迪圪旦、柴敖包、西敖包梁、头道壕、阴阳沙梁、棋盘堰［57］，凉城县红台坡上、东滩、王墓山上［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