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文化在滇云发展的表征,除上述几点外,还可以从云南文人官僚政治的建立,汉文诗歌文学的繁荣和少数民族汉文作家群的产生,地方史籍典章的完善,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流变,音乐戏曲舞蹈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滇云科学技术的进
步上得到表现。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以来的又一个平民为天子的统一政府,朱元璋也成为与汉高祖刘邦齐名的平民皇帝。朱元璋以兵戈起家,却也以在统一全国后滥杀功臣而得名,以致《剑桥中国明代史》把洪武时代称为监视和恐怖加剧的年代。这些被杀的功臣大部分是同他一道南征北战,诸如蓝玉、王弼那样有军功的武人。洪武时期一方面是大杀功臣武将,一方面却开科取士吸纳人才,许多熟读五经的平民寒士便通过科举补充到新兴的政府中,洪武一朝基本完成了从武功到文治的历史性过渡。云南平定后,文治的行省政府也得以在云南确立,大量文官的任命,造就了一个云南有史以来队伍最为庞大,数量最为众多的包括各级官吏和各类举人在内的文人官僚群体仕宦阶层,来管理云南政治、维系着云南社会,在云南传统的酋长、土民社会结构中加入了“仕”这一新兴阶层。他们用汉文化中传统仕人的人格精神风貌引导着云南的社会思潮,涌动起一股云南社会阶层嬗变的大潮。
初明“台阁体”把持诗坛,千篇一律,毫无生气,以李东阳、何孟春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及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王廷相等,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打出“复古”的旗号,来反对台阁体。明代文学的“复古”之花,却出乎预料地在云南结出丰硕之果。洪武间主张复古的一些重要人物如何孟春、何景明等都曾仕宦云南,以后又有以诗文著称于世的王景常以及嘉靖间四川新都状元杨慎因事谪戍云南,与滇云士子诗文酬唱,掀起了云南复古诗风。永昌人张含青年时代游学于宋梁,曾拜李梦阳为师,并与何景明、崔铣等人相识,还至云南便举起“复古”的大旗,对七子的主张作了大胆呼应,并在创作的实践中突破其师李梦阳理论上的不足,在艺术创作上求新求变,形成苍劲沉郁、旷达雄伟的诗风,被誉为滇中诗坛的“不祧之祖”。明代滇云文风大盛,不仅创作出数量繁多“不胜汗竹”的诗文作品,而且还涌现出一批能用汉文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成为明代云南文学发展中的一道风景线。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宗文化和官方哲学,对宋元明清几代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理学作为哲理化的儒学,有一个从酝酿、成形、兴盛到变态、衰落的漫长历史。理学在明代经过了由兴盛到变态的历程,各个学派大起大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学流派的许多代表人物或因仕宦或因朝中的权利斗争或党派之争谪戍云南,他们在云南期间宣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在同云南士子的相互切磋中,以其极富魅力的人格力量和深邃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一批莘莘学子,循着徐樾、罗汝芳、李材、李贽、刘文徵、傅宗龙、陶铤等人的思想学术踪迹,我们能体味到理学在云南的流变历程。徐樾“曾从王心斋讲良知之学,盖一阔儒也”,是继王艮之后王学泰州学派的传人,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升云南左布政使官云南,在任间逢元江土知府那氏之乱,徐樾亲率兵,着夷装去平叛而慷慨捐躯。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又一重要传人,其学出于姚江,学识渊博,“蔼然天地万物一身,无不可教之人”,被黄宗羲《明儒学案》列于卷首“师说”的人物之一,是明代中叶有影响的思想家。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出任云南屯田副使,政暇,“集士夫于书院,更端问难,响答如洪钟,人人虚往而实归”,一时负笈抠趋者不远千里。把泰州学派的思想精华介绍到滇云。曾任云南按察使管金腾兵备事的李材,在学术上自成一家,黄宗羲《明儒学案》为之立有“止修学案”专章。在滇为政期间也是讲学不辍,“每与乡绅子弟讲学宗旨,以‘修身为本’刊四字,流布全滇”。万历间轰动一时的南滇李材“谎报首级”案使李材闻名于世,区区几个夷人首级,酿成几十年的狱祸与纷争,政行与学术派别的纠缠不清才是这场狱祸的根本原因。至于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已勿需多言。李贽在万历初到云南做了3年的姚安府知府,施展了他平等自治思想的政治抱负,李贽一生思想行动上的变化,离滇前后是一个转折点。王守仁的学说,发展到泰州学派已出现明显变异,从罗汝芳对“良知”之学的修正到李贽对王学的批判,云南理学已走上了其流变的极端。
史籍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功能。中国史籍依靠汉字这一载体,对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史实加以记录,因而史籍著述的繁荣与否,不仅是一定时期社会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更是汉文化水平高下的重要体现。云南地方史籍,碍于对汉字的掌握运用能力,且地方政权中没有史官之设,自然就没有史官来对史实作记录。在元代以前可谓只鳞片语,只有依靠官修史书或者旅滇官吏的私家著述来保存零星的资料,包括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也属于此类。由官方来修纂地方史书始于明代。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云南初平,朱元璋就命儒臣考校图籍及前人所有志书,更定删正为洪武《云南志》六十一卷,成为云南第一部官修云南省志。景泰四年(公元1454年),陈文、王谷修成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十卷,成为明代云南现存最早的省志。以后又有弘治间李介《云南总志》、正德间周季凤《云南志》、万历间李元阳《云南通志》以及包见捷修的《滇志草》、谢肇浙的《滇略》、刘文征的天启《滇志》诸本省志。各府州县也相继修志,出现了《云南府志》、《昆明县志》、《临安府志》、《石屏州志》、《蒙自县志》、《邓川州志》、《楚雄府志》等郡邑志六十余部,还出现了《云南山川志》、《名山记·云南卷》、《全滇盐政考》、《云南旅途志》、《滇南本草》、《永昌二芳记》那样的专志,反映出明代云南典籍的日趋完备。这一时期,不仅私人修志日益活跃,志书体例也有较大发展,杂著、杂录、旅行记之类的书也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