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南明政权在滇云存在的这段历史，它总能撩拨起我们追古的缕缕幽思。想当满人挥兵入关之时，如入无人之境，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的欢迎声中进入了北京城，10年后，滇云之民却在一片嘘唏声中遮
道相迎，把永历帝迎跸进昆明城中，形成的对比是多么的鲜明!得到大明恩惠的滇云之民给予明王朝回报是多么的丰厚!有了大西军的支持，有了滇云之民的热烈拥戴，永历王朝终于有了立国的根基，南明政权历时15年，而其中的6年时间是在滇云度过的，几乎占了永历政权历时的一半，无论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滇云都给了永历政权有力的支撑。永历在滇云前期，委官封爵，开科取士，初见一朝复苏之气象，在长期受儒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滇云志士效命于朝廷，施展着乱世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当永历西走永昌之时，行之日，“百姓愿从未及者号哭震天”，只有停碧鸡关三日始行，“发滇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这位无名氏在《求野录》中感叹道：“从古奔波，未有若此之众者。”国亡，家岂可独存，君亡，匹夫岂可偷生，因为他们是大明的忠实遗民，即使前行之途沟壑纵横，赴汤蹈火，生死未卜，他们也要同神圣天子一道与社稷共存亡。
明亡之思，总能引发人们切肤之痛的感慨，明亡之年，朝鲜仁祖大王接见大臣时说：“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岛屿之间而犹有忠君义士抗义树节者。国家虽亡而声名闻于千古。以此观之，人才岂不重欤!”朝鲜之君不详中国之情，言语有偏颇，不以为怪，然200年间明王朝一再倡导的忠孝大义却并没有在亡国之时扫地以尽。沐氏家族世受明朝廷的恩宠，代代封官赐爵，永历入滇，沐天波知生死亡在旦夕，为续宗嗣，使其子分赘各土司，其母陈氏、妻焦氏、女瑞贞已在沙定州之乱中殉节，其家中侍女夏氏也在沐天波随永历西走永昌之日自刭于府中。想当年伯夷叔齐不愿为臣，宁愿采薇而死，成为气节永存的典范，而此时有昆明儒生薛尔望闻永历走缅，叹息曰：“不能背城战，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于是决心“不惜七尺躯为天下明大义”，遂率妻、子、媳、孙、侍女，投黑龙潭死。后人怜之，合葬于潭侧。强烈的民族意识，浩气长存的民族气节在这一段历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朝鲜之君要能看到发生在滇云之域的这悲壮一幕，或许就不会再有如此言语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宋明理学所尊崇的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已浇铸出士人群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当历史重任落到滇云士子们的肩上时，他们接受了政权更替，民族兴亡之血雨腥风的洗礼，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参加了永历政权，而且在清军入滇后直接走上前线参加抗清斗争；有的作为大臣、幕僚，积极建言恢复图强；有的则同情、支持这场斗争。有顺宁府进士朱彝，曾在孙可望府署中任户部尚书，永历立朝后准备让他领其旧职，他辞官说：“臣受秦王十年知遇之恩。”此话遭到李定国的弹劾、痛斥：“彝惟知可望十年之恩，独不知祖宗父子受明朝三百年之恩耶?”于是，朱彝被谪为铸印局大使，但他却承担了开铸“永历宝钞”的重任。及至永历被囚金蝉寺，却惟有朱彝来探望送行。据师范《滇系》杂采众说，有顺宁天启进士龚彝，“既从王至滇，具酒肴进谒王所，守者不许，彝厉声曰：‘此吾君也，我为其臣，君臣之义，南北皆然，我只一见耳，何拒我为?’守者往启三桂，三桂许之。彝遂得入，上堂设宴，请王出。朝礼毕，进酒，王称谢，痛哭不能饮，彝伏地痛哭，亦不能起。再劝王饮，王勉饮三爵，彝再拜不止，遂触地而死，王抚之恸几仆”。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朱彝以身殉主，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是死得其所。当然他是否知大明300年的恩遇也已不再是问题。
及至永历政权覆亡，滇云士子们深知国虽亡，而士人的气节不能消亡，他们中的许多人怀着强烈的民族气节，不愿在清朝政府中任职，效命于满人，于是有的削发为僧，有的隐居山林，有的漂泊他乡。就这样，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履行士人“道同则谋，道不同则离”的信条，用他们的方式来寄托他们对故国的追思和眷念，用他们对明王朝的忠诚来恪守着大明遗民的职责。近人秦光玉编《明季滇南遗民录》，撮其事迹较为显著者，得152人，分上下二卷，上卷列滇人93人，下卷列流寓54人，补遗5人。滇人名录为：文祖尧、文德俊、艾廷献、杨开泰、杨先声、杨定国、邹良彦、杨祜、张相度、郝太极、段暄、温如孔、杨斌、陈玺、施德裕、胡旋、宣廷试、宣廷宾、向于宸、熊之龙、辛和国、熊化、陆与进、尹天任、赵炳龙、赵廷绾、张如凤、杨永言、张应星、杜其渐、郑重、高明、杨正芳、孙光豫、王伯升、陈甲才、陈佐才、解鳌、李正雄、胡宗元、胡一清、高翟、陆天麟、愈观、理任明、邹应阳、何星文、何蔚文、何素珩、刘联声、高应雷、陈王廷、马明阳、李思揆、朱昂、孙桐、王琦、高桂枝、熊才、唐华、于迁、郭之建、赵必登、张琮、袁润、方世瑜、吴鼎占、段敏政、杨惟峻、张国正、杨运升、张撰、李亨、施心极、刘芳远、孔之裔、杨愉、李恪、包璇、段佩、李元捷、读彻、普荷、洪如、行脚、思明、奄和尚、水月和尚、铁道士、施神仙、武风子、赵之炎、曾高捷等，是他们奏响了明际滇云之域浩然正气的凯歌，写下了滇云历史中最为慷慨悲壮的一章。
回顾这段历史，它又给予我们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当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开创一朝之宏伟基业，在称帝14年后才迟迟挥兵入滇时，或许他根本没想到，有明一朝的基业会在300年后断然落在那最后才纳入版图的偏远的滇云之域。当朱元璋在云南这一不知“三纲”之道的“蛮貊”之区推行儒学教育，宣传儒家忠君、仁爱观念，建立封建礼制时，他也没想到这种观念最终会成为南明政权在云南存在的思想支柱。当他下令平定云南的数万大军留驻云南时，他更没想到这些军户和云南各民族人民繁衍的后代会成为大明王朝的忠实遗民。当滇云之民在嘘唏声中把永历帝迎进昆明，大明王朝似乎在这此时此地找到了它的永久归宿。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短暂而悲壮的6年，浓缩了汉文化在滇云的发展流变历程，浓缩了二百余年间汉民族和滇云少数民族间灵与肉的交融，浓缩了千余年来滇云文化对汉文化的接纳、认同甚至最终的呼应。“薛子报忠义，孤坟筑水浒”，黑龙潭畔那明代遗留的圆形土封，是竖立在滇云士子心中的一座丰碑，留下了“寒潭千载洁，玉骨一堆香”的千古绝唱。李定国忧愤而亡，临终时嘱咐其子嗣兴及部将靳统武曰：“宁死荒徼，无降也。”后有缅蛮来说：“晋王李定国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蛮人过之，辄跪拜而去。”那是不亡的民族魂魄，那是汉文化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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