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礼制的建构。《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指明了六礼所包括的内容。冠礼，即成年礼，按古代的礼制“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到了20岁
，就要在宗庙由父兄主持举行冠礼仪式，起个新的名字，表示已经成人了。刘文征天启《滇志·风俗》对全省礼制加以概括，一为冠礼，“民间以网巾为率，名曰冠巾，士大夫遵会典及四礼简仪。及范氏统宗规而稍节约之，亦以网巾之日举行”，基本按礼制的要求来进行。二为婚六礼。“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于是婚礼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6个步骤。《滇志》中曰：“婚六礼，各郡同省会。有谢肯，有求亲，敦请士大夫四人于家，宴而拜之；至妇家，拜致主人意，妇家宴之。次日，各往谢宾。由聘礼至亲迎，仪物丰俭，列郡邑各殊。省城彩轿之盛，有费至四五金者。”可见已是六礼具备。三为丧祭之礼。《礼记·曲礼》说“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明代滇云全省“丧礼尚奢，在在皆然”，“丧祭之家，即至贫，必有熟于礼者为之掌记，不至愆谬”。又说：“祭礼，民间以建斋诵经为尚，见行礼者，非笑之，谓俭其亲。士大夫家如礼制”。至于相见之礼，刘文征在《风俗》之序中说：“考两《志》所云滇俗，慈孝友善，相敬如宾。坐堂室中，闻小队传呼，兀起而立，非谩也。又据所见闻，昔先辈家居，多坐大门之内，后生不见，驰骋过其庐者，必呼而痛斥之；见则入揖，相对答礼，有说侍立肃听，无说揖而出，不茶、不坐、不送也。”可见相见主客之礼，长幼之别，已有定制。
第三，日渐趋同的年节时令。礼文化制度的世俗化，使许多传统节日在汉代就形成定制。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全国恢复实行夏历，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称“元旦”，以后汉族的所有节日都以夏历计算具体时刻。正月、元宵、清明、上巳、重阳以及春秋社日，冬祭腊日等节日，成为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天启《滇志》记载全省年节，主要有：
元日，桃符门丞，往来贺岁。春日，春盘赏春，以饼酒相馈。上元之夕，赏灯张乐。次夕，将相私游，携爆竹插香于道，相传可以却疾。火树星桥，有古风焉。二月三日，循往代，为修禊事，会成谒龙泉观，还憩石嘴庄，为临江之饮。江流曲曲，怪石插江中，长松满崛，各郡于其胜地。大理以是日为市，集五方之人，聚天下之货，一月而退。是月祈年佛会。清明，插柳墓祭。三月三日，谒岳庙，为南岳。谒真武于西山罗汉寺，或东之鸣凤山金殿。或先期赴易龙中和山，行两日程。或负香之郧襄阳武当，往返数月。念八日，谒岳庙，为东岳。四月八日，浴佛，献乌饭。五月五日，悬艾虎，饮菖蒲酒，角黍相馈。六月廿五，束松炬，照田苗占岁。七夕，妇女穿针乞巧。中元，祭先于祠堂，或焚冥衣、楮镪。中秋以瓜饼祭月。重阳，登高，饮茱萸酒，赏菊，各郡或有丈菊焉。以面簇诸果为花糕，亲识相酬馈。十月，祀先，墓祭。长至，相贺，饮赤豆羹。腊八日，作五味粥。廿四日，祀灶，送五祀之神。除夜，爆竹，饮分岁酒，先少后老，四更迎灶。
在全省大部分地区，从元日、春日、上元、清明、中元、中秋、重阳、腊八以至除夕成为云南许多民族的共同节日，每个节日伴有相应的活动，有的活动同云南各地区具体情况相结合，具有地方色彩，如三月三，耍西山，便成为昆明地区各民族共同的活动，一直保留到今天。又如大理三月间的贸易盛会，更是经久不衰。李元阳万历《云南志·风俗》中说：“三月十五日在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知是观音入大理，后人至日烧香，四方闻风，各以货来。”一个时代的习俗，既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象，也是衡量该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与文明状况的重要标志。遵从汉礼，成为滇云少数民族汉化的显性表征。汉民族礼制的建构，在滇云各民族新鲜活泼、自由奔放的社会生活中注入了许多凝重的色彩和古朴庄重的韵律。由此也给滇云的民风民俗带来了变迁的动力、变迁的表征，并划出一条鲜明的变迁轨迹。循着《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志》、《天启滇志》、《滇略》这几部明代云南志书，我们能找到云南民风民俗变迁的轨迹。不仅是“昔为缅字，今渐习书史”，且能带经躬耕于田亩，耕读传家；昔日的蛮荒之区已是彬彬文献与中州埒；而且，立春、元宵、清明、端午、腊八，这些节日已成为许多民族的共同节日，婚丧之制，嫁娶之礼也日渐趋同汉法，即便贫贱之家，遇婚丧之事也有熟礼之人为之掌记，不致行谬。衣冠礼仪，悉效中土。
洪武一朝，太祖以武力荡平天下，励精图治，致力于建立以传统的礼法来治理社会，塑造出洪武时期敦厚、严谨、淳朴、迂守理教的社会风尚。明中后期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心奢汰，风俗自淳而趋于薄，明人曾有不少痛心疾首的论述，如明代有一长者言曰：“正德嘉靖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占哔、帖括、授徒、下帏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长官、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工织衽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接女甘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ZW(〗明·顾廷元《客坐赘语》卷一。〖ZW)〗明人伍袁萃说：“闻之长老，吾乡自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矣!大都强凌弱，众暴寡；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仪相让之风邈矣!又有势家豪族，宗党奴隶，横行闾阚，如狼如虎，小民无以自存，缙绅间亦不免。”明人范濂还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竟为硕鼠；田姑野媪，悉变妖孤，伦教荡然，纲常已矣……”当中原内地礼教“天崩地裂”之时，偏远的滇云之域仍然固守着洪武礼制，保持着醇厚的风气。
在史书之中，云南府人是“民遵礼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才能，尚气节”；大理府人是“钟灵毓秀，士尚气节”；临安府人是“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宁弃不争。多爱清雅，敬老崇文”；楚雄府人“士人务学，裕而畏法，地当孔道，而不染于纷华。文教日兴，士风驯实”；曲靖府人“绳勉根植，兼事商贾，习尚简朴”；澄江府人“民务耕织，勤生力本。士以劲特相慕效，耻为委蛇，庶几铁中铮铮者”；蒙化府人“士人婚冠皆用家礼，民间相尚以朴质，敦朴恬雅，绝无浮夸，尽除靡丽”。正是礼教的浸润，才铸就了云南人温和、敦厚、淡泊不争的共同性格特征。这种特征一经形成便经世代的传承积淀，成为云南人性格中的共同品质，滇云文化也因此熏染上一些与三晋、齐鲁、荆楚、巴蜀诸文化相异趣的特征。云南人对自己及其文化有一个极简练的概括就是“土”，人之“土”，意指老实憨厚，不开化，不善交往，不会趋时追新、灵活应变。文化之“土”，主要指它的乡土性，即滇云文化中的本土文化气息比较浓厚，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分化尚不十分明显。乡土性，也就意味着滇云文化中世俗享乐的市民文化的不发达，它基本上还是一种整体性的与农耕狩猎息息相关、与种族繁衍息息相关的乡土文化
〖ZW(〗张文勋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审美·绪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ZW)〗。就是今天，我们仍能从云南人的言行举止、婚丧嫁娶中找到这种洪武遗风。封建礼法是维系封建国家的根本大法，“礼制”不仅确定了封建等级与尊卑贵贱，也为人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南。礼法推行到极至，便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桎梏，而且相较于江南“世风颓变”的情形，地区越是偏僻落后，受礼法的禁锢就越深，这在云南妇女生活中反映得最为突出。
唐樊绰《云南志·风俗》说：“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及婚，私夫悉来相送。”景泰《云南志·嵩明州》又说：“男妇无禁出入，视奸盗之行为常事，而莫不知恤。”这些记载为我们描绘出明初及明以前云南新鲜活泼的生活场景，至少我们能从中看出，在当时的妇女心目中还不存在贞节观念，我们还不能用明中后期登峰造极的理教标准来衡量、评论她们的行为。就在明中后期以后，在云南的志书中出现了烈女传。有关烈女的记载，明正德以前都非常少，汉司马迁不述，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述及南中烈女，但有关云南烈女不见记载，唐南诏柏洁夫人以少有的聪慧和贞烈被载入书史，可谓凤毛麟角；元李京《云南志略》在所保存的部分中也不载烈女情况；明初云南志书的代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诸郡人物条也较少述及烈女，只有正德《云南志》在其卷二十二专设《烈女传》，登载元代烈女3人：桑知州皇甫旋妻杨氏，景县尹妻王氏，以及败绩曲靖的燕帖木妻，明代烈女32人，多为丧夫不二，孀居多年而获旌表。到天启《滇志》所载烈女已达309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和永昌等府中。这些志书，登载了大量烈女，记载了她们或者从父得孝、或者从夫得令、或者从子得慈、或者以身殉节、或者守贞而终的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如云南府罗江妻李氏，随其夫官南昌，夫遘疾，“李氏每尝药而进，弗愈，继以割股，竟弗愈。及夫殁，犹乞死以殉，弗获，扶柩归，哀恸丧明。适有寇至，抱夫像投水，母姊救免，焚劫一空，益励苦节”。又如永昌府吴氏有二女，长曰贞烈，次曰贞洁，其父死兄卒，“二女悯其绝世，竟誓守女节以终”，后合葬于郭外，有人题其墓曰“吴氏二贞”。再如武定府李臻枝之女，“年十八，许聘张节。未几节死，誓不更字。后兵变，途遇一男子执其手，即以刃自断而死”。她们苦节之坚贞，殉节之刚烈足以泣鬼神，礼教对妇女的禁锢无以复加。像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不胜枚举。《新纂云南通志·烈女传》序说：“妇女敦礼义尚节烈虽穷乡僻壤咸有其人。”笔者根据《新纂云南通志·烈女传》的记载，统计得出，有明一代，云南共有烈女1290人，其中夫亡即从一而终守节尽孝的有634人，由于各种原因以身殉节的有598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明末清初的战祸中。此外还有三十余人因其夫早殇便守贞而终。在这些烈女中，有的甚至还是少数民族妇女，如孟琏长官司土舍刀派罗妻招曩猛，年二十夫卒，守节52年获得旌表。还有顺宁府土知府猛卿妻陶氏，“夫死时，年三十六，哀毁欲绝，救而获免，教子成立，节操凛然”。及至清末，云南烈女之人数又骤升至9580人，构成了明清万余人的烈女群体。从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到烈女群的骤兴以及少数民族烈女节妇的出现，为我们划出了一条鲜明的文化变迁轨迹。毫无疑问，明代汉族移民徙滇，儒学的广泛流布以及礼制在云南的建构，便是云南烈女群骤兴的深厚社会历史背景，也是发生在妇女身上的这场文化变迁的动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