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强调云南为历代所不有，并列举历朝对云南用兵的失败来规劝傅友德停止用兵，依从段氏封王入贡的要求。弗如是，则“瘴毒日重，疫痢日兴，师老粮绝，万一失挫”，傅将军就会是唐代的李宓，为天下人耻笑。信中语言甚为傲慢，措辞尖厉。傅友德接见书大怒，拷辱其使，
既而释之，谕令速降。段氏依然不愿降，并再次致书傅友德等曰：
前者专人敬诣辕门，获奉檄示，披诵再三，惶恐无地……且夫武以定乱，文以修成，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不通之说，必谦退耳。至若民之休戚，政之得失，许诸人陈言，其有可采，举而行之，优加擢用；如无可采，不加罪责，有国之典皆然。本宜开言路，招规谏，以来天下之善；设若厌闻，则谄谀至，忠直去，将何以治乎。又为深沟高垒以俟兵至，方今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日月照临，罔不臣服；以余边鄙草芥，辄以一撮之土，恃险负固，独限于覆盆之下，不睹于大明之光，虽愚且昧，必不为也。然而城池之险，出自天然，不假人力，焉用劳民苦筑，施私智之功，图其坚利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云南已为麾下所得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既得其心，则中外一致。又何亲疏之辨矣。愚谓：留客兵而镇，有泰山之损无鸿毛之益，仍土人而守，有贡赋之利，无供给之害，是以三代之所不有者，知此道也，汉唐之所以劳兵者，逆此道也。观圣诏有曰：尔云南自汉通中国，唐宋以来封王入贡，尔段氏果能顺上招下，克平之效，则治愚昧之罪，未知贤意若何?伏惟麾下速耀皇威，所至皆辄擒而复纵，功不下于孔明，勇而有谋，才堪敌于方叔，涤山川之旧污，申节义之余党，历代以来未之有也。矧阃外之事，将军则制之，何所犹豫而疑哉!诚如愚向所陈，皆吐肺腑之请。况予与汝既无杀父之仇，又无财债之怨，无故交锋接刃，相害性命，真乃不祥。汝之取中庆者，辞曰锄暴济弱，固其宜也；汝来戍镇威楚，彼处之民有何辜也?今以汝等耗民之食，是绝其命，取民之财，是剜其心，虏民之妻，是乱人伦，迁民之土是拔其根，则予之应其势，有不得而已者。爰念汝等俱系腹里冠带之人，于千万之数中岂无百十达士?得此云南于汝何益，不得于汝何损，驱虎豹之锐旅，搏鱼虾之丑类，是何心哉!故拳拳寄书，诏谕之以祸福。据西南称为不毛之地，易动难安，即日春气尚喧，烟瘴渐重，污秽郁蒸染成痢疫，据汝不假砺兵，杀汝不须血刃。四五月雨水淋淫，江河泛涨，道路阻绝，往返不通，则知汝等疲困尤极，粮绝气敝，十散亡八九，十患倒六七，形如鬼魅，色如黑漆，毛发脱落，骨瘠露出，死者相籍，生者相视，欲活不能，凄惨涕泣，殆及诸夷乘隙，四向蜂起，驽人发毒箭，弓人激劲矢，弱则邀截汝行，强则围击汝营，逆则知之，汝进退果狼狈矣。莫若趁此天晴地干，早得活路，全骸逃归乡里，但得父母妻子一日完聚之乐，可瞑目而无憾也。虽以军律论，岂有尽诛之理哉!宁作中原死鬼，莫作边地游魂，汝宜图之。
信末段氏附诗一首曰：
长驱虎旅势桓桓，深入不毛取暴残，汉武故营旗影密，唐元遗垒角声寒；方今天下平犹易，自古云南守最难；拟欲华夷归一统，经纶度量必须宽。
信中再次申述出兵镇守与用土人镇守所存在的利弊，“留兵而镇有泰山之损，无鸿毛之益；仍土人而守，有贡赋之利，无供给之害”，进而以云南为瘴疠之区来恐吓明军，一旦染成疠疫“拒汝不假砺兵，杀汝不须血刃”，警告傅友德“宁作中原死鬼，莫作边地游魂”。书信写到此，语言之傲慢，态度之坚决，已不再像是一封求和之书，而更像是段氏面对明大军所下的一封战书。战书一下，傅友德等督兵并进，斩关而入，段氏就擒，俘之京师。
《大理战书》为我们提供了元明之交许多丰富而深刻的史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能看到：
其一，文字书信的往来，实是一场笔墨之战，代表了两种势力的交锋，即以段氏为代表的滇云地方势力和以傅友德为代表的明王朝封建中央势力。一方自认为滇云僻在遐荒，历朝历代仅只侨寓若画，称其臣子，纳其贡赋，便可以安享一方；一方认为今天朝新立，圣明在上，封疆万里，今玄阙之北，日本之南，无不景附，南滇一隅，理应归之一统。一个意在封王入贡，偏安一方；一个意在一举而定，归于一统，这构成了双方矛盾的焦点。
其二，看似是政治势力斗争的交锋，而其实质却是文化观念的冲突。地方民族文化自大于南滇一隅，汉文化的光辉，却弗远弥彰。于是有了段氏之滇云语言不通，乌杂犷悍，最难调化之说；也有傅友德之“蛮夷难以德化，必须荡平”之说。视自己为蛮夷与被汉民族视为蛮夷，最终是矛盾产生的症结和根源。由于视自己为蛮夷，殊方异域，“地莫酹中国之郡邑，民莫能列中国之屯营”，历朝历代，或为要服，或为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乞依唐宋故事，颁降云南王印一颗，大统历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贡，三年大贡”，于是段氏封王入贡，替天子统领异域的要求便找到了天经地义的理由。不仅如此，其中也还蕴含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由于文化认同而产生的民族意识的觉悟和对民族关系的领悟，汉与民家，大汉是治，民家要服，以德治民，方能长久，宽仁以待，蛮夷归附，所谓“拟欲华夷归一统，经伦度量必须宽”是也。明傅友德军视段氏为蛮夷，那么“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就应当是段氏所应履行的义务，而段氏在天厌元德，降大命于朱明之时不能审时度势，“杀我使命，纳我叛臣”，恃远负固，且还助纣为虐，实为弥天之罪，“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告不王”也是古之常法，于是明军替天行道，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也不是出师无名。华夷观念中的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双方的争执，哪是几封书信就能解释得清的!
其三，发展到明代的汉民族，已是经历魏晋隋唐宋元多次民族交融，像滚雪球一样日益壮大的汉民族，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汉文化，经历了多次民族融合中的兼收并蓄，吐故纳新，也成为包容了“五胡”、突厥、回鹘、蒙古、契丹、女真诸民族文化的汉文化，汉文化的主导优势越发显示出来，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回归与认同，如溪流归之江河，义无反顾。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大一统的强化，它不允许有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有同汉文化中一统精神相背的文化观念存在，国家势必要一统，蛮夷文化势必要导之、化之，认同于汉文化中。元明之交段氏的所作所为，是与历史精神背道而驰的，段氏的负隅顽抗，不过是螳臂当车，就像当年的滇王一样，同样为天下人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