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家认为，一种文化体系在外来文化冲击之下，会融进其他文化的内容而进行文化的重新整合，“这种整合可能有种种后果，或是经过吸收其他文化后整合为一种以自身文化为主体的新文化，或是完全丧失自己的文化，被外来文化所
融合，或是强行抵制，使自己的文化成为自己生存的象征”。如果说，当年的滇王由于无知而产生同汉文化相较量的勇气，那么，此时的段氏则是面临强大的汉文化而怀有的对政权的存亡和对本民族文化存亡的忧虑、恐惧、排斥与无济于事的抗争，也就是如上所说的，为了民族和文化的存在而所采取的强行抵制，这或许能成为段氏负隅顽抗的一种文化学解释。这场碰撞，依然是以汉文化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吸收了汉文化后获得发展的滇云民族地方文化在同汉文化的这场碰撞中显得更有生气，显得更为惊心动魄。如果说，在汉代的那场汉文化与滇云文化的碰撞后，涌入滇云的是汉文化的涓涓细流，那么发生在元明之交的这场碰撞后，涌入滇云的却已是汉文化的滚滚洪涛。《大理战书》掀开了明代汉文化在滇云奔涌的序幕，滇云汉文化的历史又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明军出兵云南为时一年，不仅消除了元梁王在云南的残余势力，也根除了大理段氏对大理地区的长期控制。明定云南后，一方面承元行省之制，在云南设三司，辖府22，州42、县30，又任用一百五十多家土官和土司，遍及红河沿岸和澜沧江以外的广大地区，以加强对云南的政治统治，对云南实行卓有成效的政治管理。不可否认，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产生了一些对文化认同的强制性因素，这些因素或许不能彻底改变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文化认同，但却会影响认同的进程和深度。另一方面为配合三司的统治，加强武力控制，明廷又移民屯兵实边云南，在22府辖境内设立卫所，大兴屯田，先进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和优良农作物品种的输入，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在全省大部分地区确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明初新确立的统治，新建立的政权不仅需要武力来加强控制，更需要有滇云各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来维系政权的统治，才能达到长治久安。于是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汉文化在滇云之域波浪式的流布和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般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自生自灭的过程，它需要有从来自内部的或外部的诸多因素上获得发展的动力。推动汉文化在滇云发展的诸因素有很多，其中移民实滇和儒学传播是推动明代汉文化在滇云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即明代滇云汉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因。
汉民族是创造汉文化的主体，又是汉文化流徙远播的主要载体。自庄跻开滇，经秦汉唐宋都不断有汉族人口进入滇云。汉武帝募豪民田南夷是有计划的移民，而唐玄宗派李宓统大军入云南无异于被动地献俘。但元以前徙入云南的汉族人口，由于人数很少，多消融于当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云南，移入云南的人口包括蒙古族、回族、契丹人及汉族官兵，到明代这些鞑靼、色目人与彝、白诸族一样被共同称为“土著”，而移入的汉族被称为“流寓者”，与土著有别。汉族大量移入云南而较好地保留其民族属性，是从明朝开始的。明王朝强化对云南的统治后，采取调派方式，有组织地将大批汉族军民移入云南，作为稳固对云南统治的支柱。内地汉族亦因种种社会缘故，不断成批或零散地进入云南落籍。以致明代云南汉族人数之众，分布之广，在云南历史上是属空前的。明代徙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主要为如下几类：
1.军户
据《明史·兵志》：“明以武力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还说：“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滇云初定，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令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出于军事震慑之目的，于是在傅友德、蓝玉班师后，约有9万官军留镇云南，这些成为滇云卫所中较早的戍守军户。据《明史·兵志》云南初立卫所时有15卫，5千户所，到洪武末设21卫5千户所，万历时据《万历云南通志》的记载，仍存20卫12千户所3御，其中的绝大部分的卫所为洪武年间所设，奠定了云南卫所分布的主格局。卫所初设，由于兵多民少，粮饷不给，军粮之需也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沐英向明朝廷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建议得到朝廷许可，是年便在洱海卫“立屯堡”，洪武年间便有许多开屯戍守的军士进入云南。洪武十九年八月，景川侯曹震在四川“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之地屯种”。十月，“诏长兴侯耿炳文率陕西士军三万三千往云南屯种”。十一月，又命湖广“以靖州、五开及辰、沅等卫新军，选精锐五万人于云南听征”，1388年，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形成“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的局面。据《明史·兵志》说：“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又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属俱遣诣戍所”。可见明代的兵制不仅规定士兵军籍固定，父死子继，世代承袭，而且还要求携带家属驻守，未婚者就地完娶，也即卫所官员和旗军是以家庭的形式世代居住于卫所的。因而明代云南卫所军户人数当在数十万。关于明代入云南的军户人数，由于卫所指代范围难以确定，正军家庭规模的大小以及舍余、军余的人数又难以估算，在二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人数的增减更难以把握，因而在缺乏古代文献记录的情况下，仅凭文献中一鳞半爪的记载，得出确切的结论是不科学的。我们或许能通过假设，对卫所军户作粗略的估计。极盛时明代云南都司领24卫、3御、18所、133个千户所，遍布于云南内地各府，如果每个千户所的官兵都足额，则云南卫所军队共159600人，也就是159600户，以每户平均3人计，当时的卫所军士达48万口之多
〖ZW(〗陈国生著：《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ZW)〗。这些移徙云南的卫所军人，多以明洪武、永乐年间的戍军为主，尽管以后在三征麓川得等军事行动中又有大量军队入滇，但他们并没有留守云南，因而明代的卫所军屯，构成了明代汉族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民户
“移民就宽乡”是明代恢复发展生产的一项重要举措。云南初定，洪武十五年，为开建昌新道以置驿，“徙中土大姓充夫，令就地垦食”，十七年(公元1384年)“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3年后，又于辰阳“垛集民间壮丁凡五千人”到云南屯田。民国《蒙化府志》说：“汉族多系明初设卫屯田官军之裔，及官商经裔乱而流寓者，其藉以吴、楚、豫章为最，巴蜀次之，余者则寥寥也。”谢肇浙《滇略》也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及有罪窜戍之家，咸尽室以行。”或为屯田，或为商贾贸易，或为仕宦谪戍，或因罪发流放，这些来自不同的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汉族，混同为一个强大的移民群体，汇成一股股移民大潮，涌入滇云。这一移民群体，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层：一是人多地少而又掌握先进耕作技术和丰富经验的内地汉族农民，在“移民就宽乡”的政策下，由政府安排集体迁来地广人稀的云南屯种，这类移民见诸记载的很多，如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这是有关明代汉民屯滇的确切记载。此外，《滇粹》所辑《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说：“(沐)英还滇，携江西江南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别地亩，分别于临安、曲靖、云南、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又奏请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万实滇，并请发库帑三百万两，帝允之”。总之，沐英移民至四百万，沐春也“移南京人三十万”入滇。关于如此庞大的移民之数量，有的学者信之，认为有其事；有的学者对此怀疑，迁入的人口数似乎过大，难以置信；有的学者仅以程本立为沐英所作的《黔宁昭靖王庙记》中对沐英移民之事只字未提就断言“根本就没有迁民入滇”
〖ZW(〗谢国先：《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ZW)〗。细看这篇祭文，对洪武二十二年以前有关沐英的武功政绩叙述较详，而对洪武二十二年事，文中说：“二十二年十月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赐黄白金、缯彩、钞贯，复归。一日暴薨，二十五日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
〖ZW(〗刘文征天启《滇志·艺文》卷二十一。〖ZW)〗接下来就是祭悼安葬诸事宜，因而对沐英事迹只记录到二十二年的朝觐之事，其余便只字未提。这样看来，没提到移民入滇事并不能说明什么，以此作依据也并不充分。没有直接的材料来说明是否真有四百万人入滇，其中究竟有多少入居滇云，使得对明代汉族移民问题研究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但如果我们从如下几方面来综合地看，或许会对明代入滇汉族移民问题的认识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