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则与此不同。在稻作农业的第一阶段，即利用自然地势和自然水源、火耕水耨的阶段，投入低而收入高［42］，社会所获得的总能量，是可以与粟作农业相比较的。如果说，在原始社会阶段，这种生产(当然还需要辅之以其他的经济活动)可以支持氏族或部落的活动的话
，那么，对于因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产生的对剩余产品的增加的需要，它将力不胜任。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人们必须砍伐森林、建筑沟渠、平整土地、修砌田塍，这就不能不受到缺乏铁器和兽力牵引的限制。在原始社会后期，中国南方社会之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与相邻民族的关系
在中国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应该也是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因素。在这一点上，北方与南方也是有区别的。
中原地区以北，地接蒙古大草原，自古即是游牧民族活动之所。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由于经济活动、生活方式、信仰习俗的不同，其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从经济上讲，农业民族可以离开游牧民族而存在，游牧民族却经常需要农业民族的产品，如谷物、纺织品、金属品，以及上层阶级所用的奢侈品等。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得到这些物品时，掠夺就成为常用的手段。这样，两种民族之间的战争，就十分频繁［43］。从历史记载来看，早在黄帝时代，即有“北逐荤粥”的记载，其后这一类的史实，可谓史不绝书［44］。埃门·塞惟斯(E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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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黄河流域的早期政治时，曾经指出中国早期城市的出现、政权的集中和阶级的分化，均与这种与游牧民族的冲突有
关［45］。中原龙山文化普遍发现的城堡，可能就是出于这种防御的需要。
关于这一点，R·卡内罗所提出的限制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原龙山文化居民当时的处境。限制论是对于国家起源的战争成因论的一种补充和修正。有一种古老的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即战争成因论。这种意见认为，如果有两个人群集团相邻，争夺生存资料，战争即难以避免。由于战争的需要，就必然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集团和有组织的机构，国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吕氏春秋·荡兵》所谓“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讲的也是这个道理。19世纪时，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战争成因论曾风靡一时。最近卡内罗提出了一种“限制论”对其作了新的解释和补充。根据这一理论，在一般情况下发生战争，并不足以刺激国家的起源，因为受到威胁的一方可以迁徙到另外的地方去，避开自己的强邻。只有人口增加、战争和环境限制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国家才会发生。这也就是说，如果被攻击的一方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处于无路可退的情况，那么就很容易被迫组织起来，服从一个权威，从而向国家发展［46］。卡内罗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以限制论来看龙山文化的环境，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龙山文化完全是在黄土上发展起来的，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一离得开黄土。在游牧民族的压力下，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调整自己的社会结构，组织起来抵抗；二是向南方迁徙。如果是迁徙，他们将进入南方森林水网地带，其困难可以想像。因此，他们选择了前一条道路是容易理解的。
南方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众多的族群分散在山林溪谷、河湖沼泽之间，交通不便，来往不多，没有一个经常性的外界威胁。促进北方民族团结整合的力量，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四）水利工程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卡尔·威特福格尔过分强调水利的重要性的意见，但是从大量的[JP2]历史记载来看，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的确与水利有密切的关系。《孟子·[JP]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从这段记载来看，中国文明史的开始，就是和治水相联系的。其后“夏禹治水”更是妇孺皆知的传说。《史记·夏本纪》明确记载了禹之所以取得政权，就在于他的治水功绩，或者说，利用了他在治水过程中积累的权威。《庄子·天下》曾提到禹治水而“置万国”，《汉书·地理志》曰：“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都是将治水作为“制九州”、“置万国”的前提。从这一点来看，欧文·拉狄摩尔(Owen
Lattimore)以下的意见还是对的：
不论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如何——家庭所有、氏族所有或“公有”，对土地的进一步利用(指水利事业的兴建——引用者注)使集体活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样，传统的社会权力，不论此种权力是被称为“酋长”、“氏族会议”、“王”或者“国家”，其更直接、更有力的应用就表现在对集体劳动的控制，而非对土地的控制。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能够支配修建水利和开垦土地的人力，此人或此集团就拥有统治此社会的基本权力［47］。
从史实来看，中国国家权力的形成，极可能与防御和集体的水利事业有关，亦即与控制集体劳动的人力有关，而与土地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
从这一点来看，南方的情况又与此不同。南方的河流，并没有像黄河那样经常泛滥的历史，加之南方多山，即使在平原上，也不乏高出地面的土丘，所以即使有水患，人们也容易避免。除了局部地区(如蜀)以外，并不存在大规模治水的传说或史实。这也就是南方缺少统一的政治管理力量的另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