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活动区域，进入历史时代以后是越族的活动范围，分属吴、越两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勾践的先人在夏代时，仍然“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可见并没有城市、文字等文明的因素。直至商代后期，此地的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商代末期，周大王之子“太伯、仲雍乃奔
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索隐》：“蛮亦称越。”故此处之荆蛮，乃指越人。从这段记载来看，当地居民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
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分布的地区，以后是楚国的核心之地。《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西周初年楚先王熊绎事迹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足见在楚建国以前，当地并没有出现先进的政治组织和文明。从西周至春秋，这里的土著居民一直被称为“楚蛮”［33］或“百濮”［34］。至于这些百濮的社会组织，明显地还是分散的原始村社。《左传·文公十六年》记其特点是：“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杜预注：“濮夷无屯聚，见难则散归。”就是很好的证明。
中国北方与南方文明发展轨迹之比较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后半期，中国北方和南方的主要地区，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他们都是以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的社会，不过狩猎和采集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采集鱼、蚌之类水生动物的比重，南方似乎多于北方。他们都使用角、骨、蚌等原料制作的工具，过着定居的聚落生活。这也就是说，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都是大致相同的。在社会性质方面，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均处于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酋邦阶段。石家河文化的社会，也到了部落社会的晚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以后的社会发展轨迹，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下我们将对此加以讨论。
（一）地理环境
中原龙山文化分布虽广，但均在黄河中游平原之上。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物质的交换。在原始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容易发育出统一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识，从而有利于超出部落组织之上的更大的政治实体的出现。
黄河流域的气候干旱寒冷，比之于南方动植物种类均较贫乏。相对严酷的自然条件要求人们更多地致力于生产经济，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社会组织，发展自己的文化以适应生产的需要。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挑战和反应产生的结果，所以人类最早的文明，都出现于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35］。黄河流域历史发展的情况，是与这一推测相符合的。
反观南方则与此不同。这里山峦阻隔，河川纵横，森林密布，沼泽连绵。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文化龛中(cultural
niche)，在各个文化龛之间，即所谓“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36］。文化龛之间虽然互相存在影响，但交往却不如北方平原地区那么方便密切。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所以种类甚多，类型复杂，其原因即在于此。
由于每一文化龛的范围都不是很大(比较黄河平原而言)，它所能供养的人口以及社会剩余产品都是有限的。这样，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酋邦的出现即能满足社会的要求，不必、也不能自动地再向国家发展。
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活资料易得，当地的民族对于生产经济的重视反而不如北方。这种情况，直至西汉时还有遗风，《史记·货殖列传》曾有记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生产上的停滞，必然引起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停滞。“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说明了直至公元前二世纪时，江南土著民族之中的阶级分化还并不是很普遍，其社会发展的缓慢,是可以推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