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大墓所出精美的随葬品，涉及陶、木、玉、石、纺织诸部门，有些产品的制作，如鼍鼓、彩绘盘等，不但不是家庭业余生产者所能胜任，即使在专业工匠中，也还需要不同工匠如皮革工、木工、彩绘工、陶工之间的配合。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为贵族阶层服务的专职工匠存在。而贵族、巫师和专职工匠之能够脱
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而生存，又证明了当时社会上已有一套产品再分配的制度。这是权力机构出现的证明，显然，这实际上已经是政府职能的体现了［10］。
龙山文化中某些制作仪式用品的原料(如鳄鱼皮)不产于本地，这又证明当时长途贸易之存在。根据帕齐克·卡奇(Patrick
V．Kirch)的研究，在酋邦社会中［11］，此种仪式用品之交换，除了获取物资本身以外，尚有加强中央酋长与地方酋长联系的作用［12］。中原地区在进入历史时代以后长期成为东亚大陆的政治中心，在此之前必有一发展的阶段。陶寺的发现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线索。
中原龙山文化的房屋有半地穴式和地面房屋两种，居址集中而规模甚大，其人口密度无疑超过其他任何地区的文化。如陶寺遗址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13］。在河南汤阴遗址,发掘面积1483平方米中揭露出房基46座［14］，后岗遗址在6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38座房基［15］。大规模的村落和墓地，都暗示着当时社会的基层组织是氏族。
城市的出现，乃是国家和文明出现的另一个标志。中国城堡的最早发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仅在河南一省,即有开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安阳后岗、偃城郝家台等处。城墙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防御,由此反映出战争的频繁和正规化。
中原龙山文化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这已经是没有疑问的事［16］。更有意思的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毛笔书写的文字，也出现在陶寺的一件扁壶上［17］。
中原龙山文化的历史，已经可以与文字记载相印证。无论从活动时代和活动地域方面，中原龙山文化都与历史上“五帝”的事迹相符合。所以综合考古资料和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复杂社会，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中原龙山文化的居民逐渐以部落为主体，以“城”为核心，发展成古史中所谓的“国”或“邦”。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说黄帝时有万国，《尚书·尧典》记载尧有万邦［18］。这里所谓的“国”或“邦”，应该是指国家最早的形式——酋邦。其后，以黄帝为首的酋邦逐渐吞并周围的异姓部落或酋邦，构成更大的政治实体。《史记·五帝本纪》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又记尧舜“流共工於幽陵”，“放驩兜於崇山”，“迁三苗於三危”，“殛鲧於羽山”，描写的即是这一过程。《史记·五帝本纪》又言：“自黄帝至尧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明确指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继嗣关系。到禹时，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并且使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此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其后连续达两千余年之久。
公元前三千纪的南方社会
当中原龙山文化繁荣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长江流域的中下游，也有若干区域性的文化在发展。与黄河流域相比较，它呈现出一种类型多、地方性强的特征，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段时间之内，在长江下游，我们选择良渚文化作为代表；而在长江中游，则以石家河文化作为代表。
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平原，南至浙江杭州湾，北达江苏北部，西到南京附近，中心在太湖平原及其邻近地区。目前已发现遗址一百余处，已发掘者三十余处。其时代根据13个放射性碳素数据的统计，约在公元前2800~前1900年之间［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