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北接蒙古草原，两者之间并无天然屏障。草原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场所，这种与游牧民族相邻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以后本地区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南方文化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地区，基本上是沿着北纬30度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和盆地分布的，包括现在的湖北省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
、浙江北部和江西北部，属于栽培植物分区的南华带。这一地区海拔在200米左右，为亚热带温润森林地带。一月气温在0℃上下，七月可高达30℃ ，平均气温高于15℃的持续日为175天左右，丰富的热量资源为水稻等喜暖作物的栽培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里雨量充沛，每年平均在1000~1200毫米之间，超过黄河流域一倍，加之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水生动物繁殖丰富。这一地区的土壤为黄壤或红壤，有机质含量可达5%~10％，所以天然肥力较高。根据上海崧泽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在公元前三千纪时，长江下游的气温只比现代高1℃~2℃，可见当时的自然条件与现代应该相差不大［5］。
在中国由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里，不同的人类集团居住在如此不同的生态条件之中，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然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在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道路上，它们也应该是带着各自的特点，循着各自的轨迹而发展的。
公元前三千纪中国北方社会发展的轨迹
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后半期(公元前25世纪至公元前20世纪)，亦即中原地区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复杂社会，从部落组织过渡到国家，从而最终形成文明的关键时期，华北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继仰韶文化而起的龙山文化(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宏观地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所以将中原龙山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关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根据有的学者对66个放射性碳素数据的统计，大致是在公元前25世纪至20世纪之间［6］。而中国第一个有记载的王朝夏，其年代一般均认为是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所以龙山文化的时代刚好处于由原始社会转向国家社会的最后阶段。
综合洛阳王湾、安阳后岗、陕县三里桥、长安客省庄、襄汾陶寺等重点遗址的发现来看，中原龙山文化无疑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工具以石器为主，农作物有粟和黍［7］。当代学者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上最早文明发展地区的研究均已证明，惟有以谷物栽培为主的农业，才能提供足够数量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使人口增加，定居得以实现，并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以为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而最有利于文明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
社会的贫富分化和身份地位的分化，乃是文明和国家产生的前提。中原龙山文化反映了它无疑是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这一现象在山西襄汾陶寺墓地有集中的体现。此墓地范围很大，发掘的墓葬在1300座以上［8］。已有报道的700余座墓葬中，有大墓9座，约占墓葬总数的1.3％，这些大墓均有木棺，用多层麻类编织物殓尸，棺内撒朱砂。随葬品包括彩绘龙盘、鼍鼓(鳄鱼皮鼓)、特磬、彩绘木案、木俎、木豆、木匣、木斗、木方盘、木“仓形器”、彩绘陶器、玉钺、玉瑗、成套石斧、石锛、石镞、整猪骨架等。中型墓80座，占总墓数的11.4％。使用木棺，内撒朱砂。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彩绘陶器一二件)及少量彩绘木器，另有玉(石)钺琮、瑗、头饰、佩饰以及猪下颌骨数副至数十副。小型墓610座，占总墓数的87％以上。墓圹狭小，一般没有随葬品［9］。从以上随葬器物的质量和数量来看，当时的社会绝非平等的部落社会，而是不平等的“阶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y)。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墓的随葬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实用器，而是礼器。一定的礼器，乃是一定的宗教信仰在物质上的反映，如龙盘、鼍鼓、土鼓、特磬、玉钺等，在历史时代都是王室贵族的象征。由此可知，在陶寺龙山文化的社会中，随着世俗权威的出现，旨在帮助世俗权威巩固和发展的精神上的权威，也跟着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