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特定的祖先崇拜原来只限于某一特定的氏族或家族之内，而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此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但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如果此氏族或家族成了一个政治团体的统治者，那么他们崇拜的祖先就可能成为全政治团体的神，或甚至成为全民族的神。从中国古代“姓氏”一词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转变。《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氏族序》：“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郑樵曾列举了三十二种不同的决定“氏”名的方式，不过其中最基本的，乃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即“以国为氏”和“以邑为氏”。这也就是说，“氏”最初乃是一种政治实体的名称。而这种政治实体所祀的神，根据《礼记·祭法》的记载是：王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祭祀的对象都是“王考”、“皇考”、“显考”、“祖考”，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祖先。这种以祖先崇拜的方式出现的全政治实体的神灵崇拜，对于增强此政治实体的凝聚力，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中国古代特有的礼乐制度，是明确尊卑等级、确立当时社会秩序的有力手段。而中国礼乐制度的形成，则无疑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如前文已经述及的棺椁并用的木椁墓、兽面纹玉琮、玉钺、鼍鼓、土鼓等等，都是这一制度的具体表现。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使新生贵族集团的社会地位合法化和制度化，从而有助于国家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
南方的宗教信仰则与此不同。良渚文化的祖先崇拜没有发展到地区性的神灵崇拜或政治实体的神灵崇拜。反之，落后的动物崇拜和鬼神崇拜则长期存在。在周代，被学者公认为南方文化代表的《山海经》中动物崇拜之流行。屈原《楚辞》中所描写的楚地巫风之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直至汉代，《淮南子·人间训》仍言“荆人鬼，越人”，高诱注：“好事鬼也。”《汉书·地理志》记江南的宗教信仰是：“信巫鬼，重淫祀。”比之于北方的祖先崇拜和先王先公崇拜，这是一种落后、分散的农村公社的信仰，对于更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出现毫无助益。
在政治思想方面，南方和北方更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六十余年以前，蒙文通先生曾经将中国上古文化划分为三个系统，即北(河洛)、东(海岱)和南(江汉)三个区域。北方文化以《韩非子》、《竹书纪年》为代表，长于政治法度；东方文化以儒、墨六经等著作为代表，长于科学哲
学［54］。用本文的粗略划分方法，这两个地区都在龙山文化的范围以内，所以可以笼统视为北方系统；而不管其所论的内容是政治法度或是科学哲学，上述著作对于国家管理、阶级划分、社会分工以及礼乐制度这些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明因素均持肯定态度，其进步意义不言自明。
南方文化是以《山海经》、《楚辞》等作为代表。这些著作反映出的宗教信仰的落后性，前文已经提及。在政治思想方面，南方最典型的著作应是老子写的《道德经》［55］。这一著作所反映出的小国寡民、弃智绝圣的政治思想，表现出反对国家出现的强烈倾向。不少论者以为老子的思想是原始社会农村公社意识的反映，这虽然是对的，但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政治思想只产生于南方。笔者认为，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基础，就是南方长期存在的分散的家庭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