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北地区的农耕问题
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波及到辽宁省西部地区，这在比红山文化要早的小山文化时期就已清楚了，这当然意味着黄河流域文化的主要因素复合农耕文化向辽西地区的波及。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具体的农耕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在牛河梁建造那样大规模的建筑物的背景下，依靠农耕当然会出现剩余
产品积蓄的。问题是先于小山文化的兴隆洼文化时期有无农耕存在。和中国不同，在日本虽然经济停留在采集经济阶段，但是，却有了发达的陶器的绳纹文化。因此，我们对有和绳纹陶器极为相似器形的中国东北地区早期陶器非常关心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佐原真先生在论及起源时期陶器的世界性时，比较了依赖大自然的恩惠采集食物先民的陶器和定居农耕先民的陶器，指出：农耕先民的陶器器物种类多，运用质地灵活；与之相比，采集先民的陶器，因为他们是处于以移动为主的生活中，所以，陶器制造不那么繁荣，只是在有比较定居倾向的人群中，才使用陶器，而且这些陶器几乎都是以实用为宗旨的煮炊用的深腹钵，器高超过口径，装饰也比较简单，器物种类缺乏变化［56］。如果这个见解也适用于兴隆洼文化和裴李岗、磁山或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对比，那么，后者的陶器就是农耕先民的陶器，前者即兴隆洼文化的陶器则非常适合于以采集为主的先民，是具有定居倾向的人群的陶器。
在石器中，细石器强烈地表现出和采集先民联系在一起。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这除在绳纹文化中也能指出其存在外，也不排除石磨棒作为杵状使用的可能性。因此，能否以石磨盘、石磨棒的存在就直接地作为农耕的证据，我认为还有再研究的余地。作为更为确切的农耕标志应是石刀(或贝制刀),其出土的时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要到红山文化时期。
在对兴隆洼文化有无农耕这个问题抱有疑义的时候，和兴隆洼为同种类型遗迹的新乐遗址二号居住址中，出土了数量很多的碳化谷粒又成了问题。这些谷粒据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育种研究所鉴定为近似于东北大葱黍［57］，因为未能记住其学名，所以不清楚是不是栽培种，如果是稻黍(P．miliaceum
var．ruderale)或其变种，那就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普遍存在的野生黍子［58］。这还寄希望于今后更为细致的研究。笔者的结论是：在兴隆洼文化时期，也包括新乐遗址，是以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59］，从事农耕的可能性很低。
红山文化的诸问题
进入1980年以后，在红山文化的研究上，新的事实开始不断被弄清楚，其详细情况在第三部分已做过介绍，这里想就几个重要问题加以探讨。
(一)玉器
红山文化存在玉器这是最近的调查发掘成果之一。如前所述，自胡头沟玉器陪葬墓的简报发表以来，从城子山、牛河梁的石棺墓到东山嘴遗址，都相继发现了玉器，笔者期待今后有更多的发现。
在中国各地陆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已超出了人们过去的估计。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崧泽——良渚文化中，中游的大溪文化中，南方广东省的曲江石峡文化中，黄河下游的大汶口、大河村、陶寺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玉器［60］。东北地区，早在二战前，辽东半岛尖端发现玉器就已为人所熟知［61］。黄宣佩先生在纵观那些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论考中，把玉器分为两大群，一类为以玦、璜、琮、璧、佩饰、锥形器为主的群；二类为龙、虎、龟、鱼、鸟等动物为主的
群［62］。其中一类以长江下游的太湖周围为中心，广泛地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地带。二类是红山文化的产物。目前，除中原地区不清楚是否存在玉器，一类玉器分布圈已占据从华北到华南的大陆大部分地区，和有二类动物形玉器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对比极其鲜明。在新石器时代，祭祀和生产活动是有深刻联系的。如果我们不否认玉器的用途是和祭祀有关系的话，那么以玉器的不同点为基础，暗示出了或用于生产活动，或用于祭祀活动的差异。一类玉器群分布的地带为有粟作、稻作之分的农耕地带。与此相应，如果红山文化的生产活动是以二类动物形玉器为象征的话，那么红山文化的生产活动肯定不是农耕，而是以玉器所表现出来的动物为对象的狩猎和渔猎。说红山文化中有明显的农耕传播，这可以理解为其大部分生产活动仍然是由采集活动来承担的，至少我们已能看到举行和农耕社会不同的祭祀活动的表现。红山文化时期，加上自兴隆洼以来的传统，虽然农耕在小山文化时期就已传播进来了，但是也正像有特色的玉器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继续凭借细石器依赖狩猎和渔猎，保持着和南方的农耕社会不同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