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辽地区各地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中,主要的随葬品都是玉器。与良渚文化一样,红山文化的玉器不仅制作精致,而且数量多,形状各异。据初步统计,有大型玉龙、双龙首玉璜、兽形玉、鱼形坠、玉龟、勾云形玉佩饰、马蹄形玉箍、玉璧、玉钺、双联玉璧、三联玉璧、玉珠坠、棒形玉饰、玉环、玉鸟、玉?、虎形玉佩等等。
红山文化玉器有些可能是装饰品,但大部分应该是宗教礼器,具有深层次的含义。如玉璧、玉钺,应该与良渚文化玉器一样,是财富、军权、神权的象征。特别是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大件猪首“C”形卷体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还有许多被命名为红山文化的兽形玉,也都有猪首龙身的特征。这应该是红山初民的神灵之物,与他们的猪龙图腾崇拜有关。总之,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构成了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南北对应的两个“玉器王国”。
青铜器在中原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是等级地位、社会财富、酋邦政权、宗教神权以及礼仪制度的物化形式。同样,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在长江下游与燕辽地区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也是行政管理、军事统辖、宗教意识的物化形式。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构成了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燕辽地区文明起源,有别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个性模式。
还有一点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良渚文化之后,良渚玉器及其“神人兽面”纹饰母题在长江下游消失,而中原夏商周宫殿遗址及墓葬里都出现了与良渚文化十分想象的玉器及青铜器上的纹饰母题。学者们大多相信,这之间有渊源关系[9]。如良渚文化的重要礼器有玉琮、玉钺等,二里头文化也出有同形的玉琮、玉钺;良渚文化玉礼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饕餮纹,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也有密切的联系。宋建先生指出:“有理由推论,商周铜器与动物纹样的结合主要渊源于良渚玉器与动物纹样的结合,换言之,商周贵族的意识观念可能受到良渚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10]
(二)城市与大型礼仪中心
原始城市的产生,是古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即已出现了许多古城,如淮阴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辉县孟庄古城,登封王城岗古城等等。其中王城岗古城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四周有夯土城墙,城内有重要建筑,以及“奠基坑”等等。到了夏商周时期,城市的规模更大,内涵更丰富,完全成了国家的中心。如二里头夏王都,内有具有王宫性质的一号宫殿,成为夏王朝发布政令、集会朝聘的重要场所;又有具有宗庙性质的二号宫殿,成为祭祀盟誓的中心。商周王都又沿此格局而更趋完善,一般城内都具备宫室和宗庙两大部分。宫室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宗庙则体现了中原民族敬祖追远,崇拜先祖列宗的特点。总之,城市是构成中原文明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