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铜器与玉器
1．中原文明以青铜器见长。考古工作者在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属于王湾三期类型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西城内，已发现了一件青铜容器残片。此外，在郑州西郊斗砦也出土了坩埚碎片，经检验分析，确认是熔化铅青铜的炉壁［6］。在河南临汝煤山二期文化的
两个灰坑里，都出土了铜器皿坩埚碎片，上面残留凝结的铜液，经化验分析，含铜量大约是95％，为红铜。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较发达［7］，既有较多的生产工具，如凿、锛、锥、刀、鱼钩之类，又有武器如曲内戈、直内戈和戚之类，更有复杂的礼器如鼎、爵、觥等；同时还有乐器，如铃；此外，还有特别引人注目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学者们认为，这已不是普通的装饰，而应该是祭祀用具，具有神秘的内涵。总之，中原地区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过程中，青铜器一直是其重要标志。
2．长江下游文明和燕辽文明以玉器显胜。从年代上看，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大致相当，马桥文化的前半叶与二里头文化相近。但我们至今未在良渚文化遗址里发现铜器，在马桥文化遗址里虽发现有铜器，但数量既少，水平又低。显然，长江下游的文明，不能以铜器作为标志。
真正能代表长江下游文明水平，并可以与中原青铜器相媲美的，是良渚文化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内容之丰富，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赞美。良渚玉器的种类有琮、璧、钺、镯、璜、管、珠、锥形饰、半圆形额饰、冠状饰、三叉形饰、柱形器、柄形器、插座、杖端饰、圆牌、坠、纺轮、新月形饰以及鸟、鱼、蝉、龟等20多种，不少器种目前只能暂用描述性的名称。在这些玉器中，琮、璧、钺可视为礼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件。其共同形制为内圆外方，分镯状和柱状两种。在任何一件玉琮上都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只是繁简程度不同而已。琮只出现在大墓之中，表明它是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使用。玉琮应该是神权的象征，其内圆外方的形状可能与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有关，而“神人兽面纹”则与巫术观念中借助动物伙伴以沟通天地神灵有关。在酋邦制文明起源阶段，神权与政权是统一的，且为少数统治阶层所掌握。因此，张光直先生指出：“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良渚文化社会中有权力有财富的人物，使用有兽面纹，内圆外方的玉琮，亦即使用贯通天地的法器，作为他们拥有权力的象征。”［8］璧是良渚文化中平面面积最大的玉器。琮是神权的象征，而璧可能是财富的标志物。至于玉钺则是军权的象征。玉钺磨制精细，大多为素面。其中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两面都刻有完整的与玉琮一样的“神人兽面”图像，说明钺还与神权相统一。在良渚文化大墓里常见钺、琮、璧三器同在的组合，这应该是墓主军权、神权、财权三位一体的象征。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年代与中原仰韶文化、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大致相当，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则与中原龙山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大致同时。苏秉琦先生认为，在新石器中晚期各文化圈中，红山文化最先步入文明古国阶段。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红山文化也不见有青铜器，而以大量的玉礼器为其文明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