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角度看，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由五帝酋邦时代的文明起源到夏朝第一个文明方国的建立，到商周文明的繁荣发展，前后是紧密相连的。从考古学角度看，由仰韶文化而龙山文化而夏商周三族文化都存在着前后承继关系。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追溯文明起源时便会发现，从五帝到夏商周，有关城市、礼仪中心、青铜器、文
字等文明要素，都经历了由初始到壮大、由简单到丰富的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此后的秦汉统一帝国，乃至于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是连续发展的文明，悠悠五千年奔流不息，从未间断，为世界古文明所罕见。这是中国古文明的主流。
但长江流域的文明演进轨迹并非如此。如长江中游，在新石器时代，由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形成了一个前后相承的文化序列。其中石家河文化已处于文明起源阶段，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堡、制作精美的玉礼器和随葬品丰富的大墓等文明因素。其发达的程度可以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媲美。按照常规的发展趋势，石家河古城文明之后，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这里也应该出现源于石家河文明并高于石家河文明的独立文明古国。然而，由于夏商文化的南下，打乱了这里的发展序列，使该地区最终失去了独立进入文明古国的机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家河文明起源不久，在进入夏商时代却断绝了。在长江中游代之而起的是夏商文明。夏商文明与石家河文明是属于不同渊源的异类文明，彼此之间不能衔接。对此，李伯谦先生曾做过具体分析。他说：“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文化二期夏文化已进入江汉平原，然后不断向周围扩展，并逐步取代了石家河文化。不过，当夏文化还没有在这里站稳脚跟之时，夏王朝便被新兴的商王朝代替了。早商时期，商王朝向南推进的势头比夏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长江沿线的许多地方如湖北的黄陂、江陵、湖南的澧县、石门等地都发现了早商文化遗存。”“这些发现无可辩驳的说明，原来石家河文化分布的一大片地域此时已纳入了商王朝的版图，成为商王国的一部分。因此，长江中游一带文明的出现不是当地石家河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商文明向这里传播的结果。”［4］
在长江下游，继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大致相当。良渚文化因其大型礼仪性建筑、高规格的大墓、精美的玉礼器和陶器、玉器上的多个相连的文字符号等因素的出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明已处于一个相当辉煌的阶段。因此，按照一般的发展趋势，良渚文化之后，相当于中原的夏代，这里也应该出现更高程度的文明方国。
然而至今还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即相当于中原夏王朝初始，良渚文明突然在她的家乡消失了。“土筑金字塔”式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不见了，成套的玉质礼器及其“饕餮纹”悄然绝迹，扁薄穿孔石斧也明显减少，成组的刻划文字也少见了。这种衰落现象持续了三四百年，其时中原正处于夏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大约到了商代，在良渚文化区域内，才开始出现越文化的前身马桥文化和吴文化的前身湖熟文化。虽然，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中都出现了青铜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两种文化的文明程度高于良渚文明。正因为如此，《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马桥文化的子孙越国人“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来到湖熟文化的后裔吴地时，仍要“文身断发，示不可用”。由此可见，长江下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明，到了夏商周时期便开始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