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五帝与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张光直先生的《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1987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1986年)［1
］、《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1986年）［2］等。随着中原以外有关五帝与夏商周时期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学者们开始考虑黄河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的比较。如，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了童恩正先生的《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1994年，王震中先生出版《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其中第十章《文明的道路与区域特征》专门讨论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李伯谦先生于1995年《华夏考古》第4期和1997年《考古与文物》第4期先后发表了论文《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及《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1999年，苏秉琦先生总结他几十年的考古体会，于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内中提出了文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文明起源模式的“三类型”说。这些研究，虽然还都处于初创摸索阶段，但已为我们的深入讨论开启了许多有益的思路。
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
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中国的两河文明与西亚的两河文明有许多具体不同。就地理角度看，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远，上游稍稍远隔；中游已开始接近，最近处恐不足百里；其下游更近，今天已合流为一。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基本相同，使得那里的文化体现出了许多共同性。早在公元前2320年，那里已出现了统一文明古国(阿卡德·苏美尔)，形成了“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西亚两河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她的“文化一体化”。
而中国的黄河与长江要比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长得多，两河相距近者数百里，远者越千里。两河的地貌、气候、人文环境均大异其趣。因此，黄河与长江所孕育的文明必然会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
就纵向的角度看，黄河文明的演进轨迹是连续的。这主要以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为代表。它以晋南、豫西、陕东为中心，以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四省为范围。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早期有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到新石器晚期融合为仰韶文化，再后来又发展为中原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晚期与中原龙山文化，与历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及其活动范围基本一致。紧接五帝之后便是夏商周三代的前后连续。而夏商周三族文化又都源于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包含有许多地方类型。“在河南西部的一支以王湾三期为代表，其后发展为早期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代夏族的文化，果真如此，王湾三期就当是夏文化的直接前身了。位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一支以后岗二期为代表，人们认为它可能是商文化的前身。而渭河流域的一支以客省庄二期为代表，它同后来的周文化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至少应是它的一个重要源头。”［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