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宏观的地理环境方面考察，世界上的巨石文化遗存大都是分布在靠近海岸地带的。以太平洋为例，中国东部的濒海地区、日本、朝鲜、印度以及马来亚群岛等国家或地区均有所分布。中国红山文化的积石遗存(我用“积石遗存”的称谓，旨在标明巨石文化的发展，积石应该是其早期阶段的形式。以后的辽宁半岛、内蒙古
及以远的地区出现的所谓石棚、石棺则当是由此发展变化而来的)，大型的重要的约有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和凌源、建平间的牛河梁三处。当然还有其他零星的发现，但群体部件的数量和总体的规模均不及这三处，故论者以此三处为主。
其次从三处积石遗存的具体位置探析。它们均是分布在河旁的山丘上，并主要是在大凌河流域。虽然牛河梁、胡头沟坐落在牤牛河岸，但是这条河流也是流归大凌河的。可以看出三处遗存所在地理、地势的共同特点是，除了近海之外，还有居山、临河、高于周围的平地三点。根据三处遗存的内涵、特点和有关的碳素测定年代，以及从考古类型学上的探察，它们都是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的，因此就可以把这三处的位置、布局联系起来考察。三处是依大凌河在此区段的走向而分布的，即位于上源居处东北方位的胡头沟，位于下游居处西南方位的东山嘴与牛河梁。胡头沟与东山嘴、牛河梁之间的水平距离约略不到200公里，东山嘴与牛河梁之间约略50公里。在同一条河流域不过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同一种文化相同时代的三处遗存，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密切的，所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很有意义的。
再将三处遗存的主要内涵稍做缕述。胡头沟为红山文化的墓葬区，因崖岸坍塌而墓地仅存一半，其周缘围之以做石板、石块砌起的垣墙，整个墓地呈圆形，从残存“半璧”的13.5米的长度推测，其整个墓地的围墙得长达百余米，并且饶有趣味的是，在积石墙下埋置着有意摆放的陶片，在围墙的出入口除双墙并列外，其中一墙之外侧埋有11件大型带彩绘的壁厚无底的筒形器［2］，这种做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主墓位于圈墙内地正中，圈墙之外也有小墓。揆其内、外分葬的原因有二，一是等级的差别，二是时代的先后。
东山嘴是红山文化的祭祀遗址，其大体范围长约60米，宽约40米。积石建筑占据了整个遗址，依其布局可分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等部分。“这组石建筑基址，在建筑石材加工、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尤其在总体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南北方圆对应，表现出引人注意的特点。这种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建筑群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3］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是一处规模宏大，面积达1.2平方公里；内涵丰富，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国内外所罕见的文化遗址群。“女神庙”位于牛河梁北山丘顶，这里既是众多遗存的显要之处，亦正当这一带红山文化地点分布的中心位置。“女神庙”后有长175米、宽159米自然形成并又经人工砌石筑护的平台，庙址即在平台下面的缓坡上。发掘出的“女神庙”为多室建筑，南北总长18.4米，东西残宽6.9米。积石冢6处，分布于“女神庙”右侧和前方，其中编号牛Ⅱ的地点有4座积石冢，范围总长110余米。一号积石冢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8.7米。在牛Ⅱ地点已清理出墓葬16座［4］，值得提出的是，其中M1的积石建筑面积比其余15座墓总共所占的还要大出数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牛Ⅱ地点位于“女神庙”西南方向，而这里墓主头向东北，即朝向“女神庙”。由此可见这牛河梁的七处遗存是有过整体的规划和布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