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并不代表游牧经济而代表狩猎经济；北方地区也没有先畜群、后有农业的地层；南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的家畜，与北方沙漠草原上的游牧经济出现的牲畜，也各有其不同起源，因而是多源的。
从各地出土的牲畜标本上看，新疆五堡除有羊、牛、马外，乌鲁木齐鱼儿沟
还发现有骆驼的腿绊和鼻栓，表明新疆羊、牛、马和骆驼是游牧经济的对象。但是青海诺木洪除羊、牛、马、骆驼外，还有牦牛，这种牦牛在今天青海西藏仍有生存，表明了牲畜驯养的地域性。至于山戎有羊、牛、马、犬，东胡有羊、牛、马、犬，还有猪，但匈奴仅见羊、牛、马骨，所以游牧经济的畜种，是因地方而稍异的。
在物质文化上，玉皇庙的青铜短剑，柄身连铸、直刃，柄首有盘羊犄角和蛇首，这反映山戎青铜短剑的特征；东胡的青铜短剑，柄身分铸，而曲刃和有枕石这两点，为东胡青铜短剑的特征；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则有铃首曲柄、鱼形铃状柄、触角式柄、变形触角式柄，柄首形式丰富，而为匈奴青铜短剑的特征。所以玉皇庙、夏家店上层、桃红巴拉分属于山戎、东胡、匈奴三个不同族属，其间的区别是很大的。
注 释：
［1］ 林幹：《匈奴史》，第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
［2］
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第1～21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第215～21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
周本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94～19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5］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第3～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省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第17～44页。
［7］ 靳枫毅：《东周时期的山戎文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74、75、7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133页。
［9］ 直良信夫：《赤峰红山后出土鸟兽骨》，《赤峰红山后》，第111～122页，1938年。
［10］ 田广金：《桃红巴拉墓群》，《鄂尔多斯青铜器》，第2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11］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青铜器》，第237、238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12］
佟柱臣：《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第61～68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3］ 罗琨、张家山：《从我国早期畜牧民的产生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35页。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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