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半坡文化系统:是北首岭下层、北首岭中层、半坡下层、北首岭上层、半坡上层;庙底沟文化系统:是裴李岗期、八方仰韶前期、八方仰韶后期、双庙仰韶前期、双庙仰韶后期、庙底沟一期、庙底沟二期、王湾三期;大汶口文化系统:北辛期、王因早期(一)、王因早期(二)、王因早期(三)、东
海峪大汶口晚期、三里河龙山文化,这些文化中的地层,都是农业经济形态,没有牛、羊、马堆积地层。
至于各个地层出土的家畜,都很有区别,如猪在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已经出现,这是出现最早的一种,而且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有发现,是中原史前期一种最主要的家畜。磁山还出土了小型黄牛,而半坡、北首岭、庙底沟、三里桥都有猪、狗和黄牛三种。半坡虽然有绵羊、山羊和马,但尚不能鉴定是家畜。城子崖和白营的标本,只能鉴定到马属,还不能鉴定属于家马,到商代才鉴定有家马。庙底沟二期已有家山羊,红山文化已有家绵羊[4]。以上辑录,可见出土的猪、牛、羊、马都有一个长期过程,并不是在一个时期同时出现的。而这些家畜都是作为农业经济的辅助经济出现的,并不是作为独立的游牧经济出现的。同时农业经济养猪,而北方的游牧经济是不养或很少养猪的。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的盛期,应出现在青铜时代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对于牲畜中某一种的驯养,有的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但是作为游牧经济的出现,应在铜石并用时代。而羊、牛、马或驼的完整独立游牧经济形态,应出现在青铜时代。
最直接能够证明属于游牧经济的,是新疆哈密五堡29座墓出土的器物,这些器物属铜石并用时代,已经出现了铜器,但是也有石器,墓主人头戴尖顶毡帽,穿毛皮大衣或皮革大衣,着长筒皮裤、高腰皮靴,好一幅牧民的生动形象。出有石杵、砺石、石砍锄、石球、石磨盘,也有铜刀、小铜泡、喇叭状铜铃饰,是既有石器又有铜器的墓葬,应是铜器时代的开始,或属于铜石并用阶段。同时随葬了牛、羊、马骨,表明游牧经济已经出现,但是也有小米饼和青稞穗壳,表明也有微弱的农业。
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和河拉沟东口,也发掘了73座石室竖穴墓,出土铜刀、圆铜片、铜耳环,也有石杵、砺石、石锥,年代与五堡相似。墓主人深目高鼻,长发梳辫,罩网状丝发套,着毛织物及毛皮。还出土了钻木取火的钻孔木片。特别是发现腿绊、鼻栓等游牧工具。还发现了大量的马骨和羊骨,这些也是游牧经济的实例[5]。
青海省都兰县诺木洪,也是个出有铜器和石器的遗址,这里发现了篱笆形墙围成的圈栏。圈栏里面有厚约10~20厘米羊粪层堆积,其间也夹杂有少量牛、马和骆驼的粪便,重现了牧民畜圈的实态。此外还有陶塑牦牛像。
这里牧民使用的铜器有铜斧、铜刀、铜镞和钺形铜器,是已经进入铜器时代的证明,但是也有石斧、石锛、石锤、石凿、石刀、石镞、研磨盘、石球、石纺轮,表明铜器并未排斥了石器。牧民的服饰,有以黄褐两色绵羊皮织成的毛布,也有用绵羊毛织成的毛带,以黄褐两色绵羊毛纺成的毛线,以及用牦牛毛纺成的毛绳,还有牛皮革履,牧民的衣着都出土齐备了[6]。
游牧经济起源以后,至春秋战国青铜时代的盛期,推断属于山戎的延庆墓地随葬的牲畜,葫芦沟墓地主要用牛、羊、狗,常以一只牲腿加放一个牲头,象征一只全牲。西梁垙的祭牲,与葫芦沟大致相同,也是以头与腿为代表。这里随葬除牛、狗之外,还增加大牲畜马,如gtM5和gtM2525,都随葬有马。玉皇庙是山戎文化的主要墓地,这里随葬普遍的是狗,其次是羊,再次是牛,数量较少的还是马。这里与葫芦沟不同是放祭牲堆,从祭牲的种类上看,这里的牛和马显然多于葫芦沟和西梁[7],所以证明山戎这个游牧民族,是饲养了牛、羊、马的,马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