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也有土坑墓和盖石墓，但是有石棺墓，这种石棺墓是玉皇庙、桃红巴拉所不见的，三个文化的葬具，也有一些区别。出土的动物骨骼，除了牛、羊、马、狗外，还有猪，这种猪骨也是玉皇庙和桃红巴拉所不见的。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短剑，为柄身分铸，与玉皇庙、鄂尔多斯青铜短剑柄身
连铸不同。刃部多为曲刃，或称葫芦形剑及琵琶形剑，这与玉皇庙、鄂尔多斯的直刃，完全不同。另外有枕石，这种枕石，也是玉皇庙、鄂尔多斯所不见的。
夏家店上层文化，还出有孔石斧，这种石斧，宽顶窄刃，器体中间有孔。还有一种长方形石斧，非常扁平，顶部也宽于刃部，是仿青铜斧而制作的。此外还有弧形直刃半月形有孔石刀，这些石器，都是玉皇庙、桃红巴拉、毛庆沟所不见的，而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固有的特征。
（三）推断属于匈奴或北狄文化的毛庆沟、桃红巴拉物质文化的特征
毛庆沟的陶系，泥质灰陶多轮制，泥质红陶多手制，以泥质灰陶为多。纹饰有近似线纹的绳纹，器形主要是敞口罐，有的上有四个环状耳。这类绳纹灰陶敞口罐，显然与玉皇庙的夹砂红陶素面扁圆形罐、夏家店上层红陶球形鬲有明显区分。桃红巴拉手制褐陶鼓腹平底肩部有环状耳罐，与玉皇庙、夏家店上层的也不同。
桃红巴拉、毛庆沟都是开方形竖穴土坑墓，没有石块葬具。此点与玉皇庙、夏家店上层均不同。桃红巴拉出土大量羊、牛、马头骨，其数量之多，也是玉皇庙、夏家店上层所不及的。
鄂尔多斯青铜短剑，柄身连铸，有铃首曲柄、一字形格，中间起脊，直刃；也有鱼形铃状柄，饰凸凹的鱼鳞纹，镂孔，一字形格，中间起脊，直刃；还有触角式剑，剑首双鸟回首状，人字形格两端下垂如翼状，有柱脊，直刃；变形触角式剑，柄首镂孔，双鹿对卧，扁圆形格亦有双鹿对卧图案。总之，鄂尔多斯青铜短剑与玉皇庙青铜短剑、夏家店上层青铜短剑形式不同。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这类青铜短剑，一方面固然有作为武器用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有作匕首用的，即作割肉的刀子。
鄂尔多斯的鹤嘴形青铜斧，多乳状棍棒头，这两种器形也是玉皇庙所未见的。
铜牌饰，鄂尔多斯有双牛、双马、双驼、双鹿、双羊、双兽、双鸟，都是双的；玉皇庙则多是单的。还有虎牛咬斗、虎马咬斗、鹰鹿或鹰兽搏斗，这些相互咬斗的牌饰，玉皇庙也是不见的。
总之，玉皇庙山戎文化、夏家店上层东胡文化、桃红巴拉匈奴文化，各有其不同文物特征，所以推断属于三个族属，是有依据的。
结 语
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匈奴都是北方民族中之大族。《史记·匈奴传》中记载了他们的史事，对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方民族的游牧经济起源，是个很重要的学术课题。但是在近百年所积累的考古发掘与调查材料表明，从新疆到内蒙古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既没有羊、牛、马骨成层的地层堆积，也不见或少见羊、牛、马骨在遗址上的散布。所以迄今在中国北方的新石器时代，尚未发现游牧经济起源的迹象，因而推断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只有狩猎经济，没有游牧经济的出现。
中国北方游牧经济的开始，应在铜器出现以后，这从新疆五堡出土的铜刀、铜泡与石砍锄、砺石、石磨盘相共存；乌鲁木齐鱼儿沟和阿拉沟东口发现的铜刀、圆铜片与石杵、砺石、石锥相共存；青海诺木洪铜斧、铜刀、铜镞、钺形铜器与石斧、石锛、石锤、石凿、石镞、石磨盘相共存，它们证实了时间是在铜器已经出现，但尚有不少石器的铜石并用阶段，开始出现了羊、牛、马的游牧经济。所以中国北方游牧经济的出现，是在铜石并用时代，而其盛期，是在青铜时代。“实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和进入青铜时代大体是同步”的意见［13］，是很有见地的。山戎、东胡、匈奴诸民族，都是在青铜时代，驰骋在北方广大沙漠草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