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战国中期开始，是一个中原各国向北方长城地带扩张势力，蒙古高原上来的北亚蒙古人种集团大批南下，使该地带原有居民或被中原各国同化，或投向“胡”人方面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在战国早期这个地带虽然文化上已经有相当的一致性，但经济形态上还并没有全盘游牧化，而南下的游牧人在占据这个地带时，
反而有转向有较固定据点的半定居放牧形式。以崞县窑子墓地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墓地的墓主不仅颅骨有北亚人种的特征，而且铤部劈裂为燕尾式的骨镞也是北方长城地带前所未见的，说明他们是外来的人群。除被破坏而情况不明的墓外，墓中都发现殉牲，而且以羊为主，山羊绵羊各半，符合发达的游牧经济的畜种结构。但女性墓中的M8殉牛1、猪5、狗5，M19殉牛1、猪10、狗6。还有两座有殉牛的墓也都是女性墓。这说明移动性较弱的牛是由女性牧养的，而移动性更差的猪也是由女性在相对固定的基地中饲养的猪也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放牧。这已经不是典型的游牧经济了。只是在这种大分化和大动荡之后，长城总体上进一步向北推移，在长城之外才形成了一个文化上更为统一，基本上是纯游牧的文化带。但同时也开始了游牧人对长城以南地区的反复入侵，于是，北方长城地带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注
释：
［1］
邵时雄、刘海坤：《中国晚更新世晚期以来古生态地质环境分区特征》，《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以来地质环境演化与未来生存环境变化趋势预测》，地质出版社，1999年。
［2］ 同上注。
［3］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4］ 李水城：《中国北方地带的蛇纹器研究》，《文物》1992年第1期，50~57页。
［5］
韩嘉谷：《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又收入《北方考古研究》四，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41~152页。
［6］
韩嘉谷等：《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概述》，《考古》1993年第4期。
［7］ 林沄：《释史墙盘铭中的“逖 髟
”》，《陕西博物馆馆刊》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又载《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74~183页。
［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9年第8期。靳枫毅：《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葬制与主要器物特征》，《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9］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研究》，375页。韩嘉谷：《燕国境内诸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探索》（1995年），《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45~247页。
［10］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182~183页。
［11］
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2001年在太原召开的先秦货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待刊)。
［12］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
［13］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基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