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长城地带内居民迁移的趋势
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包含了羌、狄、山戎、貊等，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较一致的文化带，除因生业上的一致性外，还有文化上彼此交融的一面,而文化交融有一部分是由人群的转徙造成的。
夏代以来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引发人群迁徙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据邵
时雍、刘海坤对更新世晚期以来古生态地质环境分区特征的研究表明，从距今5000年到距今3000年的一个变化趋势是：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原属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而到距今3000年时，干旱荒漠草原高原盆地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扩到内蒙古的二连浩特以东，浑善达克沙地以西，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移到内蒙古高原的东部及其以东的一些地区［1］。因此，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的原居民逐批转徙到更有利于生业的地区，是自然的事。大的趋势除了向南，向东也是很重要的取向，因为这里还有人文地理的影响。像陕南、晋南等地早已人口稠密，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程度上都较低，又没有占明显优势的武力，其转徙也就只能在童恩正所说的“新月形地带”［2］中进行。
本文第一节中已谈到，辽宁彰武平安堡高台山文化墓葬中的人骨标本属于古华北类型，正表明北方长城地带的古代居民早有向东方迁徙的迹象。从文化现象看，夏代是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成分向东方传布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时期。田广金、郭素新早已指出过朱开沟第一段遗存就存在的带纽圆腹陶罐以及朱开沟三期遗存的“蛇纹鬲”向东方传布的现象［3］。后来李水城又就蛇纹鬲的问题作了详细的专题研究，他认为不能排除蛇纹的装饰手法起源于更西面的马厂、齐家陶罐之可能，但肯定了蛇纹鬲是从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向东段传布的［4］。
1991年韩嘉谷提出了北方长城地带的花边鬲问题，在考古界产生颇大的影响［5］。该文认为，口沿饰附加堆纹的陶鬲最早见于朱家沟第一段遗存，时值龙山晚期。同时期河套、晋北、北京地区的鬲形和装饰已有一致性，到商代后期也就是朱家沟遗址废弃，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的时期，花边鬲在北方长城地带广泛分布开来，而鬲口饰花边的习惯在北方长城地带沿袭了很久，像西面的沙井文化、毛家坪B组遗存，东面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都已进入东周，是该地带区别于中原文化的文化特征之一。他还指出，商代后期开始的花边鬲大流布，是和北方系青铜器的流布是同时开始的。
花边鬲的流布，看来不仅是一种文化成分的辗转传递，其中也有人群迁徙所致。韩嘉谷曾经指出，天津地区的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的围坊三期文化的陶器群，表现出和先周陶器群的联系，最突出的是高领花边鬲和高领凹沿的陶鬲。长武碾子坡墓地，头东且俯身葬比例高，也和围坊三期文化葬俗相似［6］。暗示这种文化的居民成分有来自陕西的可能。根据我对北京琉璃河1193号燕侯墓中出土的太保罍、太保盉铭的考释，商代后期确有羌人东达渤海湾西北岸，到周初成为燕侯率领下抵御北方髟人的同盟者［7］。可设想，桑干河谷那时已被东徙的人群作为方便的通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