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中原地区驾二马或四马的单辕双轮战车是在殷墟时期突然产生的，同时在殷墟也出现了小屯C区164号墓这样的人马合葬墓，可以表示骑马术的存在［29］。当然殷墟的骑马术和马车也不排除有从新疆传来的可能，但目前不但在新疆地区还没有发现早到殷墟时期的骑马术和马
车存在的根据［30］，而且北方长城地带的西部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中到西周还没见到车马器。所以我相信中原地区的骑马术和马车都是从北方传入的。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在这种传布过程中，应该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小盂鼎记载被伐的鬼方也有马车的原因。不过马拉战车的掌握，一方面要有多种手工业的技术为基础，另一方面要有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条件，所以战车只在商人和周人中得到高度的发展，并非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全部居民中都很快就普及。《左传》中两次提到，晋国对狄人作战是“彼徙我车”《左传·隐公九年、昭公元年》，是不奇怪的。
对蒙古高原的居民来说，掌握骑马和马车是提高单人放牧能力和增强长距离迁徙能力的重大进步。不过，掌握骑马术，用以发挥在放牧、狩猎和长途旅行上的优长，与在作战时使用骑兵队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在与马拉战车同时期的蒙古岩画中，只看到徒步搏斗的武士［31］而见不到骑马作战的武士。杜正胜在一篇论文中曾引敦斯J.F.Downs的意见，认为马与其说是“作战”的动物，不如说是“逃跑”的动物。又引格里尔H.G.Greel的见解，说战马的训练是高度的技术。所以指出：同属战马，战车和骑射这里杜先生显然不是指射猎，而是指骑兵群“是两个异质性的文化阶
段”［32］。也就是主张在骑兵群作战出现之前有一个只用马拉战车作战的阶段。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除了骑马术和马拉战车外，蒙古高原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还表现在两地有很多形式一致的青铜器。俄、蒙考古学家通常所说的“卡拉苏克式青铜器”，从中国的发现来看，其年代从商代早期一直可以延续到西周中晚期［33］。从中国的角度可称之为早期北方系青铜器，常见之物即鹿石上可见的短剑、管銎战斧和啄戈、刀子。不过应该指出，这种一致性是双向的互相影响造成的。例如，管銎啄戈显然是在中原的戈的影响下的产物，因而它只能是从北方长城地带向北，经过蒙古高原，再传到外贝加尔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34］。凹格的短剑在朱开沟第五段已出现于鄂尔多斯，卡拉苏克短剑普遍流行凹格的特点，也应该是从长城带传过去的。
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个时段中，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青铜器的发现比较集中在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一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有很多因素是从上一个时间演变来的，许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都可以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发现类似品［35］。特别是在蒙古和外贝加尔的石棺墓文化中都发现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相近的鬲，更说明了北方长城地带对更北地区的文化影响。不过这时从西北方传来的斯基泰——塔加尔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因而也渗入夏家店上层文化。举例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北方系短剑，仍保持某种程度凹格的特点，但剑格却采用了和塔加尔文化相似的小鸟头装饰。这个时期可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期。
春秋中期起，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有相当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斯基泰——塔加尔文化的青铜器的主要成分，并在长城地带迅速传布。代表性器物是：有鼻的带扣和S形构图的带饰、鹤嘴锄斧、锤、斯基泰式短剑等，这类器物都可以在土瓦、戈尔诺阿尔泰发现类似物。从这时起，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进入晚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式器物是从西方传到土瓦、阿尔泰和蒙古西部再传到北方长城地带的，上文提到的清水河西麻青墓和米脂张坪墓中出的带扣，就是新式器物在北方长城地带出现的较早实例。这种器物要传到这个地带的东部，已经是春秋晚期了。青铜的鹤嘴锄斧、锤在宁夏、鄂尔多斯常见，毛庆沟仅见铁的，冀北的军都山类型中不见此物。这都说明这类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是从西向东传布的［36］。
蒙古高原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想必不只是和平的贸易或馈赠所致，其间必有相当频繁的人群入侵和战争，人口的相互俘获。我曾经设想，商代后期商文化分布范围的全面南撤和北方土著文化的普遍衰退，主要是因为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大规模南下造成的。现在看来，这是对蒙古高原居民当时是否已达到专化游牧业，究竟有多大人力和战斗力，对蒙古高原距今4000年以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究竟如何，都心中无数就做出的臆测，也不符合第四节中所谈到的近二十多年来考古的实际发现。但是，随着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的普遍气候干冷化，蒙古高原上的居民应该也有南下追逐适于放牧的水草之地的趋向，和南方的原有居民的冲突有加剧之势，仍不失为合理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