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西周时的周人所接触的欧罗巴人，并不见得就是我国新疆地区的欧罗巴人种居民。因为，从蒙古的发现来看，早在铜石并用时代就已经有原始欧罗巴人种进入西北蒙古，而年代为前七世纪至三世纪的鸟兰固木墓地的颅骨绝大多数是欧罗巴人种，只有少数混有蒙
古人成分。而俄国的土瓦和阿尔泰地区情况也是如此［17］。所以，水涛认为周人眼中看到或听说过的欧罗巴人，既可能是活动于新疆东部的欧罗巴族群，也可能是来自北方戈壁或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是考虑比较全面的［18］。周人所接触的欧罗巴人虽不一定是从新疆来的，但在新疆的欧罗巴人指示了一种人群迁徙的轨迹。上文已经分析过夏代的喇叭口式耳环和套管式铜锛可能是通过新疆传到北方长城地带的。现在再分析两种可能也是从新疆传来的器物，一种是管銎战斧，一种是柳叶形短剑。
我早已提出过中国北方系管銎战斧源自西亚的观点，近来又看到一些西亚的考古资料，想再介绍一下。1977年和1984年在伊拉克东北部哈姆林盆地其东即伊朗的西部山脉的苏美雷赫遗址进行了发掘，第Ⅰ~Ⅲ层的墓葬属古巴比伦时期前18~前17世纪，在Ⅱ、Ⅲ层中的管銎式斧，就和我北方系的管銎战斧很相似［19］。哈姆林盆地的哈拉瓦遗址第Ⅱ—Ⅳ层均属于古巴比伦时期。Ⅱ层出土的斧也是这种形式的。还有伊尔——塞勃遗址M20出的斧也是如此。和我国陕西淳化黑豆嘴、史家塬出土的殷墟时期的北方系战斧比较［20］，在有的斧的管銎与斧身夹角小于直角，銎口上下缘略呈弧曲等细节上都有相似处。而黑豆嘴的战斧在背部有形式不一的小柱，这在伊朗、伊拉克的形式多样的战斧上也不乏其例，不烦举证。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苏美雷赫Ⅱ、Ⅲ层中还出土了扁茎而茎上有穿孔的短剑［21］。在中国考古学中，周人首先采用的扁茎而茎上有穿孔的柳叶形短剑，起源久久不得其解［22］。其实，早在1980年夏宿白先生到吉林大学来讲授“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专题课时，就谈到过扁茎短剑在中亚和西亚的编年都比中国早，特别介绍了伊朗鲁里斯坦的扁茎而茎上有孔的短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掘情况，以及70年代以后的编年研究［23］，指出这对探讨我国青铜短剑的起源有好处。伊朗的发掘品表明，扁茎上的孔是装柄安铆钉用的，因为还发现了空心的铜柄和铜铆钉。但多数考古学研究者仍把目光局限在中国境内研究问题，以致这一意见久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管銎战斧和扁茎剑可以互相为证，证明它们是从同一地区经过大致相同的途径传来的。大概都是通过羌人地区传到陕西，只是战斧主要向北而在北方长城地带流行起来，扁茎剑却只在西周早中期在周人中流行，而向南在巴蜀地区长期流行。
造成北方长城地带文化特殊性的外来影响中，来自北方地区的影响当然是主要的，这个地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包括其北面的外贝加尔地区、西北面的土瓦地区和西面的戈尔诺阿尔泰地区。蒙古高原气候条件宜牧而不宜农。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东蒙和北部的色楞格河上已发现家畜的骨骼。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二千纪早期，以畜牧经济为主的阿法纳羡沃文化进入蒙古的北部。往后有一段历史因缺乏年代明确的墓地和遗址难以详细说明。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中亚各地在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为早期游牧人时代，蒙古高原也不例外。蒙古的这个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一千纪前期，主要的考古遗存有三种：分布于蒙古全境的鹿石，分布在蒙古东部和中部的石板墓，分布在蒙古西北部的所谓“昌德曼文化”［24］。
鹿石是一种人形石柱，与一种称为“凯列克苏尔”的石块构筑相关，两者可能都有祭祀方面的功能。鹿石上鲜有细致表现的人的五官，但常表现耳环和项链，以及剺面的创痕。中段有挂着各种器物的腰带。身上除盾和其他一些物件外，常常布满鹿形可能是表现袍子上的纹饰。也有全柱仅刻出许多鹿形的，“鹿石”即由此得名。它的分布东达外贝加尔，而各种变体向西直到东欧都有发现。伏尔科夫把鹿石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耳环、项链、腰带和器物，而不带动物纹的，这类鹿石在东方也发现不少，但大多数见于西方，故暂名为欧亚大陆型。另一类是有动物纹的。其中特殊风格化的，见于蒙古和外贝加尔，故称为蒙古——外贝加尔型。而作写实型的，分布在蒙古西部和阿尔泰地区包括我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故称为萨彦——阿尔泰型［25］。据鹿石上的武器的形式可以大体推定其年代［26］，则蒙古——外贝加尔型年代最早，其上有柄端饰动物头的刀子和短剑，但因这种短剑有明显的“凹格”，以我国出这种兽首凹格剑的昌平白浮墓［27］的时代来推断，蒙古——外贝加尔型鹿石年代的上限约在前一千纪之初。萨彦——阿尔泰型鹿石上的短剑已是斯基泰——塔加尔式的了，上限当不早于前8~前7世纪。可以推想，建造鹿石的人们，在还没有创造这种纪念石柱以前，已经生活于此地。而这个地区的人大约到前3世纪还在建造欧亚大陆型鹿石。所以鹿石上所表现的是将近一千年间蒙古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居民的典型服饰和器用。从墓中的颅骨资料来看，蒙古东部、中部的石板墓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都属蒙古人种。不过，杜门的研究表明，后来的匈奴人和蒙古中部石板墓文化的居民更为接近，而和东部石板墓文化居民在面部和颅部的比例上差异大一些。而蒙古西北部的昌德曼文化墓中的死者，则和土瓦、戈尔诺阿尔泰的同期墓葬的死者一样，是欧罗巴人种的。所以，早期鹿石的建造者是蒙古人，后来进入蒙古西北部的欧罗巴人，也学会了建立鹿石。虽然人种不一样，在服饰和器用上却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所接触的北方居民，在商代和西周早期，应该是蒙古高原原来的蒙古人种居民，后来也可能有些后到的欧罗巴人。但文献上所说的匈奴和东胡，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均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大范畴。至少从西周起，蒙古高原采用的服饰就是：在袍子上扎一条可挂武器和其他用具的腰带，颈上挂珠子串成的项链，耳上带颇大的耳环，是长时期草原骑马人的标准装束，随身佩带的武器主要是短剑、短柄战斧或啄戈、弓箭、圭形的盾。其他用具主要是刀子、礪石、镜、挂缰钩等。挂缰钩据我的研究是武士在骑马和驾战车时用以绊挂马缰以解放双手的工具［28］。这和蒙古地区有大量表现驾双马或四马的单辕双轮战车的岩石画，是相应的。个别鹿石还刻有马和驾马的单辕双轮战车，也可以证明那时蒙古地区的武士是会骑马而又会驾驶马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