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晚期有名的玁狁入侵事件，在《诗经》的《采薇》、《出车》、《六月》和多友鼎、虢季子白盘铭中都有反映。涉及的地名均在陕西、宁夏乃至山西一带，甚至侵至镐京地区。从多友鼎铭可知，在一次战役中俘玁狁117乘车之后，玁狁仍能继续进行多次战役，还能俘京师人，可见玁狁战车之盛。这样一支以车战为主力的军
队，似非当时鄂尔多斯地区所能有，很可能是蒙古高原远征而来的。所以来时声势浩大，去后便销声匿迹了。
现在可以确知的是，蒙古高原上的北亚蒙古人种的游牧人，在战国时代全面进入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以战车为军事主力，而用骑兵群作为可怕的打击力量了。这激起了与之有接触的部族和国家的军事改革。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而发展大规模的骑兵作战，和商代后期商人采用马拉战车一样，是中原国家对蒙古高原上已先出现的有威力的军事技术作出的反应。不仅在对付北方来的入侵和向北开拓农业文化的空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结束中原各国的混战、达成统一方面也大显身手。
这里附带说明，过去不少研究者因为《管子·小匡》有齐桓公“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之语，相信春秋时北方长城地带已用骑兵作战。其实，《小匡》是一篇极端夸大齐桓公武功的演义小说。从记桓公所征“南至……牂柯”来看，此地名到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后方听说，乃汉人笔下方能有之。说桓公救晋公，就显属虚构。这是用汉代已经把胡和戎狄等同的观点，编造的故事，切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游牧文化带的形成
在北亚蒙古人南下北方长城地带的时期，从黄土高原的六盘山以东地区直到冀北的桑干河流域文化面貌实际上已相当一致。已发掘的重要墓地如宁夏固原杨郎马庄［37］、彭堡于家庄［38］、甘肃宁县袁家村［39］、内蒙古包头西园［40］、杭锦旗桃红巴拉［41］、乌拉特中后旗呼鲁斯
太［42］、凉城毛庆沟［43］、凉城崞县窑子［44］、河北宣化小白阳［45］、北京延庆军都山
等［46］。这些墓地的年代大体都在春秋中期到战国前期。其共同的文化特征，除了都有上文提到的晚期北方系青铜器有的已是铁器外，还有以下几点共性：1.墓中都殉牲，且基本都用头和蹄代表。反映一种重视畜牧业的文化传统。2.墓中常有骨弓弭和铜镞、骨镞，说明对这种武器的重视。3.墓中常在不随葬车器的情况下随葬铜质或骨质的马衔和马镳，说明骑马术的发达。
有北亚蒙古人种特征的颅骨在彭堡于家庄和凉城崞县窑子已经发现，这两处墓地除颅骨形态和其他墓地反差明显外，在随葬器物上都有骨器发达而青铜器相对较少的特点。包头西园的颅骨未经鉴测，但随葬品也主要是骨器，而且除弓箭外不见其他武器的葬俗也和崞县窑子一样，和后来匈奴的葬俗相似，所以很可能也是南下的北亚蒙古人种所遗墓葬。随着北亚蒙古人种遗骸出现于北方长城地带，战国时的文献中出现了“胡”这一称谓。如《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提到战国初年时“襄主即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墨子》的《非攻》中和《兼爱》中都把“燕、代、胡、貊”并列。这里把“胡”与原先已有的戎、狄并举的现象，说明那时人还没有把戎、狄与“胡”混为一谈。南下的北亚蒙古人种原本就是游牧人，北方长城地带的原居民是否也已经是游牧人了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王明珂对匈奴游牧经济的研究表明，匈奴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羊在游牧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这是因为它有迅速再繁殖的能力和强韧的适应能力，所以发达的游牧经济应是羊占大多数。马的移动性较强，可在远一点的牧场放牧，无须与牛羊争食，马作为坐骑有利于控制和保护羊群，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得到牧草，而羊吃草更接近草根，可啃食冰下马吃过的草。牛则因有强韧的体力适于作迁徙时的牵引力。所以马、牛、羊在畜牧经济中是互补的［47］。杨建华据此分析冀北的军都山类型的殉牲情况，是以狗、牛为主，羊很少，冀北的东部不见羊，而且马也不多，集中在大型墓可能用于马车。因而不是发达畜牧经济的特点。牛的移动性较差，猪作为可放养动物的移动性更差，所以岱海地区牛的增多和少量猪的存在，都说明畜牧业的游动性较小。而内蒙古西部和甘宁地区的游牧化程度最高［48］。所论大体可信。庆阳地区是这时北方长城地带惟一不在墓中殉牲头的地区，可能反映了在经济类型上的特殊性。但它在墓旁有葬整匹马的殉马坑，还伴有出马甲，说明对战马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