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的年代更晚的人群迁徙是白狄的东进。我和韩嘉谷都认为桑干河流域的军都山类型遗存被靳枫毅错误地称之为“山戎文化”［8］是白狄所建的代［9］，早在1979年俞伟超
先生就已经指出过这一点了［10］。不过韩嘉谷首先提出了这一支白狄是从陕北东来的。根据是伊克昭盟桃红巴拉、凉城毛庆沟等地的墓葬和延庆军都山等地的墓葬有相似性。但是北方长城地带春秋战国之际的墓葬有很多北方草原文化所共有的特征，并不能用这种普遍的共性来论证具体的族属上的一致。我在新近一篇论文中举出了一些从河西黄土高原经鄂尔多斯、晋北，到桑干河谷东端的特殊的文化一致性，一是所谓的“秦式剑”的东传因为秦人在此时根本不会到达冀北，可知这种剑称“秦式”之非，恐怕应名为“狄式剑”，二是椭方口的北方系铜釜目前仅见于河西黄土高原到桑干河谷一线，三是虎形牌饰也分布于这一线，在军都山类型的等级高的墓中，墓主胸前有金质的这种牌饰，而在河北北部的也是白狄建立的中山国早期墓中，也出现这种金的虎形牌饰［11］。这些考古现象和文献记载对照，白狄东进已有相当的依据了。白狄的东进除了上文谈到的气候变化是可能的原因外，应该考虑到秦国扩张的军事压力。中部地区的古代部族一波一波的东进，是造成北方长城地带文化上逐步趋向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西部地区的羌人，虽然在蛇纹鬲、花边鬲等方面也表现出和中、东部地区的文化交流，其迁移的趋向却有所不同，从史籍记载看，他们有一部分是被秦国和晋国迁到河南西部，即《左传》中提到的姜戎、陆浑之戎，伊洛之戎，较早地融入了中原文化之中。而其主要的迁移方向是《后汉书·西羌传》有所记载的，顺横断山脉南下。正因为他们主要的迁移方向不是东进，内蒙古中南部的居民又不是西进，所以长城地带西部地区的文化在商代以后就越来越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了。
来自外部的人群和文化成分
中国的北方长城地带逐步形成了一个和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带，这种与中原不同的文化特征，一方面是北方长城地带本地发生的，但有很大比重是受到离中原更远的地区的影响。
在第三节中已经谈到在夏代时期从新疆传入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的例子，而其源头还是在北亚地区的。其实，影响到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也有源自遥远的西方的。只是比较少一些，长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先谈一谈欧罗巴人种进入中国的问题。在陕西扶风召陈村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废弃时形成的红烧土堆积中，发现了两件蚌雕戴帽人头像。从形制分析是作笄帽用的，其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等特征，无疑与欧罗巴人种相合［12］。被公认为西周晚期的周人已和欧罗巴人有所接触的证据。
从考古发掘所得的古颅骨资料来看，我国境内先秦时期的欧罗巴人种颅骨资料均发现于新疆。以孔雀河下游古墓沟组为代表的古欧洲人类型［13］，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便来到了罗布泊地区。从其墓葬中使用大量树木材料的特点来分析，当时南疆地区的植被和整个生态环境显然与现在的情况全然不同。稍后时期，古欧洲人类型居民渐向东疆地区渗透，并且与蒙古人种的土著居民发生接触、融合。例如，哈密市柳树泉附近的焉布拉克青铜时代古墓群的颅骨，可区分为属于蒙古大人种的M组和属于欧罗巴大人种的C组［14］，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是以蒙古人种为主体的居民创造的文化，后来的古欧洲人类型居民迁移到这里并接受了当地蒙古人种的土著文化。
先秦时期进入新疆地区的欧罗巴人分属不同的支系，吐鲁番盆地鄯善县苏贝希青铜时代墓地的颅骨，被区分成两组：苏贝希I组接近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II组与欧洲人种的地中海类型东支关系较为密切［15］。乌鲁木齐市附近阿拉沟东口的古代丛葬墓年代更晚前6~前1世纪，颅骨按形态差异被分成三组：I组接近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III组接近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II组属于I组和III组之间的过渡类型。其中以III组居民的人数最多［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