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清代农耕与游牧的关系时，应当特别指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不同，融合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影响，而是双向的，是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融。清朝情形正是如此。在汉族移民改变蒙古地区文化面貌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打上了当地固有文化之烙印，如尽管蒙汉通婚为法令所禁，但仍有不少
汉族移民“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
妇”［37］。不错，当时有蒙古人信奉关帝者，但也有不少汉家信奉喇嘛。正是这种文化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使清代的蒙古地区，即接受中原农耕文化，又保持自己独有的地区特色，兼收并蓄，以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秦汉以前，两种文化圈均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相互间的接触是零散的、间断的。秦汉以后，中原和塞外各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双方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全面的接触关系，反映在空间上就是文化接触带的形成。这一时期，游牧文化由于自身经济的脆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南方农耕的经济依附，都促使其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不断南下，将文化接触带限制在农耕文化圈内，并大量扩散其文化因子，从而导致中原地区面貌的改变，最终促成农耕文化重心的南移。降及清朝，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大一统”的政治环境，游牧对农耕依附的加强，传统农耕区人多地少局面的出现，都促使农耕文化以开拓进取的崭新姿态，前所未有地将文化接触带推到长城以北的大漠地区，以和平的方式，交融汇合，蒙古与内地出现了新的一体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家统一，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抉择，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之历史必然。
注 释：
［1］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汉书》卷24《食货志》。
［2］ 《史记》卷4《周本纪》。
［3］ 据《史记》“集解”：冒顿立于秦二世元年壬辰。
［4］ 《史记》卷110《匈奴传》、《汉书》卷94《匈奴传》也有类似记载。
［5］ 《汉书》卷4《孝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卷110《匈奴列传》。
［6］ 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部《文明的成长》。
［7］ 《汉书》卷49《晁错传》。
［8］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9］ 《汉书》卷94《匈奴传》上。
［10］ 道润梯步：《蒙古秘史》续集卷1。
［11］ 参阅《清圣祖实录》卷151。
［12］ 宋王某：《道山清话》。
［13］ 顾炎武：《日知录 · 胡服》。
［14］ 《后汉书》志第13《五行一》。
［15］ 《北史》卷6《神武纪》。
［16］ 《明英宗实录》正统7年12月。
［17］ 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
［18］ 《史记》卷69《货殖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