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河以南的南部中国，农耕文化一直积极扩散，西周对江汉的经营，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吴楚的发展都是这种扩散的结果。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随着向北防御的失败，“中原横溃，衣冠道尽”，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农耕文化更加快了其重心向南转移的过程。
东晋以后，中原为少数民族占领，大批农耕
居民潮水般涌向南方，出现“北人避胡多在南”的情形。当时仅编户南渡人口就达八九十万，其主要迁居地为皖南、江浙、湖北、广东、福建等。据《晋书
· 地理志》、《宋史
·州郡志》等资料估计，刘宋时有户籍的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此外还有大量未被统计的脱籍人口。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移民，南渡人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他们利用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加快了这一辽阔区域的开发过程。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粮食产量明显提高。随之而来，南北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秦汉时，中原地区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大比重，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同时期的楚越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耨”的原始状态［18］。然而经南北朝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唐代“赋出天下而江南占十九”，宋代中原地区的战火进一步加强了南方的经济地位，形成“苏湖熟天下足”的新格局。引人注目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商品经济首先在南方大量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城市繁荣，如南宋都城杭州，“户口蕃息，近百万家”，“人烟生聚，民物阜繁，市井坊陌，铺席骈盛”［19］。城市功能发生变化，由单纯政治、军事中心向经济中心转移，与之相适应，市民队伍形成壮大。南方在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开始发挥出显而易见的先导作用。
经济重心的变化为文化重心的全面转移提供了必要前提，即它使学术、艺术、文学、思想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向南发展获得了坚实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以致北方儒学“浸微”，而同时期的南方，大批硕师宿儒聚徒讲学，文化渐呈兴盛之势。如何尚之在京师南郊立学聚徒，各地儒士慕道前来，谓之“南学”；元嘉时，雷次宗立儒学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20］。当时统治者对兴办学校极为重视，如宋文帝下诏建国学，亲自策试诸生，诏令“凡教授各官，并宜沾赉，赐帛各有差”；梁武帝开五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21］。正是在朝廷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南方文化一改从前落后局面，呈现兴盛之势。
降至隋唐，尤其是宋元时期，南方文化更加发达。两宋虽然“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然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22］，故当时的南方，学校兴建，文学繁荣，儒学深化并广为传播。许多极富盛名，贡献卓著的文人学者如周敦颐、朱熹、黄庭坚、王安石、陆游、欧阳修、苏轼等均生长于南方，东南逐渐成为文人会聚之地，学术文教之中心。明清时期，南方在文化上的重心地位已非常明显，时人说“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于南海之滨，滇云之壤，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23］。反映在科举上，就是“地气南移”，“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24］。清初王夫之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反观历史，抚今追昔，对游牧文化在北方的扩散以及农耕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感触尤深，他说：“河北者，自黄帝诛蚩尤以来，尧舜禹敷文教以熏陶之，遂为诸夏之冠冕，垂之数千年而遗风泯矣。”“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越，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駤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可问。地气南徙，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25］
农耕北上与文化交流之新格局
清代，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那就是“大一统”局面的真正形成：清朝成功的民族政策，强大的军事力量，彻底结束了以往两大政权对峙的局面，长城从此失去了向北防御的意义，农耕与游牧被置于统一的中央政权强有力的管辖之下，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传统游牧文化在与农耕文化的接触中，其主动性在元朝达到了顶点。然而，经济上难以克服的脆弱性使其最终难以摆脱对农耕的依赖，尤其是清代，政府在蒙古推行盟旗制，限定各部游牧范围，“既定界，越者坐侵犯之罪”，使本来已经脆弱的游牧经济更加脆弱。因为在限定地界的情况下，即使畜牧产品不足，也不能任意扩大草场，发展生产，遇到严重灾荒时，也不能随便迁往水草茂盛之地，只能坐等中央政府的赈济。游牧经济急剧趋于衰落，“蒙古人之衣食等一切物品大半购自内地”［26］，面对经济没有保障的事实，对许多蒙古王公和民众来说，接受相对稳定的农耕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