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文化的产物，人们的政治行为总受着一定历史传统的制约，但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格局也影响乃至规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农耕与游牧，不但在物质资料、生产技术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且在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在古代政权并立的分裂条
件下，文化间的冲突往往通过军事攻伐得到解决，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往往通过民族间的征服与掠夺得到体现，因而清朝以前，战争常常成为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的特殊杠杆。
文化接触带与军事攻掠
一般认为秦长城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圈的分界线，固然，长城沿线能反映两种文化形态在地理上的过渡，古代中原统治者也希望它能成为政治、军事的分水岭，如汉文帝曾致书匈奴单于：“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宝，朕亦制之。”许以金帛、丝絮以求安好。然而，数年之后，匈奴即“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5］事实上，文化冲突与交流不可能局限于狭隘的分界线。清代以前，政权的对峙，双方利益的依存与对立都促使游牧民族一次次突破长城，驰骋于长城以南、黄河以北或以西的广大地区，通过暴力的征服、劫掠或和平的贸易等种种方式，将这一辽阔地带变为两种文化交流、冲突的主要场所，即所谓文化接触带。
如果我们单纯把游牧民族的南进看成是一种军事征服或掠夺，那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从较深层次上讲，这种南进是游牧文化寻求对外接触以维持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由于游牧民族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这就使他们的经济生活受着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的严重制约，“他虽然成功地征服了这种可怕的环境，这个环境却也在暗中把他变成了奴隶”［6］。因畜牧产品不如粮食谷物易于保存，所以游牧民族往往缺乏农耕民族那种顽强的抗灾能力，当灾荒发生，饥饿、死亡便接踵而至，经济文化均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避开灾害因素不谈，单纯游牧本身也不能满足因人口增加而不断扩大的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于是粮食、布帛等农产品就成为畜牧产品的必要补充，而这只能从南方农耕圈中获得。汉代，匈奴不断入关，获得财物是其重要动机，文帝时晁错说：“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7］匈奴单于在致汉帝书中也直言不讳地说：“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万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
也。”［8］当时著名的和亲政策之所以能减少边患，与其说是“昆弟”姻亲关系的制约，还不如说是“絮、缯、酒、米、食物”的诱惑，故武帝初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9］。继匈奴之后千余年兴起的蒙古帝国，对欧亚各国，尤其是对农业民族的掠夺，是其迅速勃兴的重要原因，例如：1211年，当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华北时就肆行抢掠，据《蒙古秘史》载，时金人战败，成吉思汗令金主犒师，将金银、缎匹等财物搬出中都。“我军尽其力驮缎匹财物，以熟绢缚其驮而去矣”［10］。
如果说古代游牧对农耕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决定了它在文化接触中的主动性的话，那么游牧民族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则为这种主动性的实现提供了必要前提，从而决定了文化接触带的位置。在历史上，游牧民族以行国著称，勇猛强悍，战斗力远较处于分散定居状态的城国——农耕民族为强。正是这种尚武习俗与军事优势使它得以把对农耕地区的经济依附变为军事攻掠，把以冲突、劫掠为重要内容的文化接触带限制在农耕文化圈内。
游牧民族的主动进攻必然给定居的农耕居民造成巨大的压力，文化上的强烈优势感与军事上的相对软弱结合起来，迫使他们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防御姿态。古代著名的长城正是中原统治者“别内外”的文化优越感与“设险以固其国”这一防御需要的综合体现。然而，这道天险并不牢固，如明长城，尽管许多地段已较秦时大为南移，仍屡屡为蒙古突破，故清朝康熙皇帝对修筑长城不以为然，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11］
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汉族统治者曾积极出击，且取得了一定成功。如汉武帝北击匈奴，设河西四郡，把长城以西以北的游牧区分割开来，有效阻止了游牧力量的兴起。然而，在国家统一真正完成以前，游牧对南方的威胁很难彻底消除，故数十年之后，匈奴、鲜卑又不时为患。如果说两汉时期中原统治者对抵御北方游牧的汹涌南进还勉强胜任的话，那么当魏晋南北朝五胡内徙之际，他们就显得力不从心了。降及宋代，“北有狂虏，西有黠羌”，二者在汉人居住区发展农业，在边区发展牧业，兼具行国城国之长，给汉族统治者以极大威胁，宋神宗说：“二虏之势所以难治者，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比之汉唐更为强盛”，哀叹绝无“扑灭之理”，“但用此以为外惧则可”，最终在更为强大的金人打击下，放弃中原，退守南方［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