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对古代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并对两种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扩散或发展方向予以粗略分析。
两种文化圈的出现与政权对峙
文化圈是特定文化比较稳定的存在区域,其内部具有相对统一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形态。中国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
农耕文化在夏朝即具雏形,《论语
·宪问》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汉书·食货志》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1]代夏而起的商本属东夷,经辗转迁徙至河南东部以后,发展了农业生产,甲骨文中有“王大人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的记载,在殷墟出土的石斧、石刀也反映出耕作已成商人普遍的生产方式。在商末兴起的周是以农业著称的部落,它为抵御西北游牧的骚扰曾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其首领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2],在公元前11世纪,周卒以农耕强盛,灭掉商朝,并将农耕文化的影响扩大到长江中游,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波及吴楚的农耕文化圈,在其内部通过宗法制的分耕建立了初步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井田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生产方式。尽管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分裂割据,但作为各国共同存在基础的农耕文化却在彼此竞争中获得长足进步:铁器使用日益广泛,牛耕开始推广,农学理论出现,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秦汉时期,随着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以及儒家独尊地位的形成,中原农耕文化不但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开始在意识形态、道德风尚等诸多方面以一体化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北方游牧文化圈的出现年代,迄今为止尚无确切资料,但有关游牧部落的活动却史不绝书,如甲骨文记载:公元前1310年前后,由商王武丁率领的军队曾与北方异族展开长达数年的战争,将其阻于边塞以外,这一民族即是名扬后世的游牧部落鬼方。战国秦汉时,匈奴成为北方游牧的主体,约在秦末汉初公元前209年稍后[3],单于冒顿歼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第一次在今天的蒙古高原建立了相对统一的政权,《史记》称:“自淳维以至头曼千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4]由此可以推断,在公元前13世纪以前,蒙古高原就已成为游牧民族生息繁衍之地,降及秦汉,形成一体化社会形态,开始以统一姿态与南方农耕文化并存。
冒顿统一塞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异常深远的意义,它使中国在具有两种不同类型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长期对峙的政权组织,即“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尽管以后中原和漠北都有过人世代谢,聚散离合,尽管元朝曾有过短暂的大统一,但总的说来,清朝以前,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从未得到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