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这两个“夷狄交侵”、“中原横溃”的动荡时期，中国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冲突中交融，在竞争中汇合，呈现新的局面。
游牧文化在北方的扩散与农耕重心南移
文化接触带位于农耕文化圈这一事实反映了游牧在文化接触中的积极姿态或主导地位，这就使接触带的居民在用以儒家价值观为
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影响南下游牧民族的同时，其自身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夷狄”文明的影响，因此位于黄河以北的北方农耕区逐渐成为文化融合的大场所。
对史学界来说，要发现中原农耕对南下游牧民族的“征服”似乎并不困难，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看到：南下游牧各族一般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支配地位，其文化传统本身也具有种种富有影响力的特征和内涵，这就使游牧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扩散不但具有了客观的社会条件，而且具有了现实必然性。也就是说，在南下各族适应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同时，其固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习俗也对北方华夏民族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文化融合从来都是双向的，单向的同化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事实上，秦汉以后，尤其是经魏晋南北朝和宋元两大动荡时期，在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冲击下，北方农耕文化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首先，北方农耕居民的构成改变了以前单纯的华夏结构，形成以华夏为主体融入众多少数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汉人”。“汉人”称呼起于魏末，本是内徙各族对中原地区居民的称呼，以后其外延不断扩大。历史上，少数民族向中原的迁徙早在东汉就已大量出现，和帝时，南匈奴3.4万余户，21万余人，转向定居农耕，向东向南迁徙，逐渐融于华夏。南北朝时，内迁人口多达870余万，这些南迁居民“多历年所”，“户口渐滋，纷纷习农耕，改汉姓”，成为政府管辖下的编户齐民，进而被视为汉人的一部分。据《魏书》统计，当时仅鲜卑采用的汉姓就有刘、陈、温、杜等70余种，降及隋唐，一些内迁民族如乌丸、丁零、卢水胡等已融于汉人，不见记载。两宋时，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相继进入北方农耕区，许多贵族与平民定居下来，与汉人通婚，并出现改姓者，如金宗室完颜氏改为王氏，赤盏汉姓张，那赖汉姓高，术虎汉姓董。元朝将南方居民称“南人”或“宋人”，将北方居民称“汉人”，足见当时汉人的外延已大为扩展，包容大量转入农耕的少数民族。而这个时期许多迁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也逐渐成为汉人的一部分，到明初，“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改名，杂处民间”，他们“与华人无异，有求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13］。
由于北方汉人包容了大量少数民族成分，故其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以前的华夏传统有了明显差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反映了冲突中的文化交流。东汉时，尽管北方游牧民族时时攻掠，但文化交融仍很明显，如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筱、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竟为也”［14］。南北朝时，不少汉人出现少数民族化倾向，如北齐高欢一族“累世北迁，故习其俗，遂同鲜卑”［15］。唐朝的空前繁荣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其时长安盛行胡衣、胡帽、胡食、胡床，《旧唐书·
舆服志》：“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供胡食，士女尽胡衣胡食。”蒙古对中原的统治并不长久，然其影响却很深远，北方不少汉人改用“胡服”、“胡语”、“胡姓”，尽管明政府严加禁止，但直到15世纪中叶，“鞑妆”仍较唐服为盛［16］。
游牧文化一方面削弱了儒家传统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使北方农耕区出现“经术浸微”的情形，另一方面，又为北方汉人注入了强悍、朴实的独特气质。夏竦《论幽燕诸州》云：“幽燕山后诸州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敦尚气节，可以义动。”《新安县志》称：“其人多刚介慷慨尚朴略，而少文华，纯厚之风相沿成俗。”《旧宣镇志》：“山高水深，风劲气寒，人性勇健，喜敦信义，故多贞烈之节。”都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游牧文化对北方汉人的影响［17］。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在其演变中遵循着一个基本的法则，即向最适合于自己存在与发展的地区转移。清代以前，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冲击，迫使农耕文化采取向北防御向南扩散的发展方向，历经千载，最终完成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