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南方农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不足和人口相对过剩。康雍以后，随着战乱结束，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人口急剧增加，逐渐形成人多地少的新局面。乾嘉时期，人口突破3亿，而耕地仅9亿亩，人均占地才3亩，按当时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需4亩才不致挨饿，故时人感叹“生之者寡，食
之者众”，昔日“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
用”［27］。人多地少，必然加大传统农耕向外扩张的动力，即通过寻找新的土地资源以缓解内部人口压力，在南方已经没有发展余地的情况下，土地辽阔的蒙古就成为它非常自然的选择，而这正迎合了当时游牧民族对农耕的需求，随之而来，两大文化以新的方式交融汇合，北方文化面貌呈现新的景象。
人是文化的载体。清代农耕文化的北上是以内地汉人迁往蒙古为标志的。早在明末，就有不少抗清义士见汉祚无望，辗转隐遁，退居蒙古西南，即所谓“明末鼎革之际，籍隶山陕之官绅起兵抗拒清军，兵败后无所为，则挈家到塞外避祸，荒山僻野，耕稼其中”［28］。
然而，意义最为深远的还是出现于康熙中后期的移民浪潮。当时，随着内地土地紧张，塞外遂成为北方各省百姓的重要去处。46年，巡幸塞外的康熙帝亲眼看到喀喇沁三旗“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致数十万之多”［29］。乾隆时，尽管清廷表面上禁止百姓移居蒙古，但实际上采取的是放任自流政策，时仅蒙古北口外“内地人民前往耕种者”即“不下数十万户”。原因很简单，蒙古已经成为吸引内地过剩人口的重要场所，“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30］。
汉民的大量迁入，使蒙古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像热河迤北，清初并无汉人，到乾隆49年，汉民增到55万人，到道光五年，增到88万，许多地区，汉人人数超过了蒙古人，像克什克腾旗在光绪初年，汉族移民达5万人，另有2万名流浪汉，而蒙古人共3千人。是时，长城沿边已经形成蒙汉要处的半农半牧区，至于内蒙古的东南地区，到19世纪，就出现“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新格局［31］。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管理，清廷在汉民聚居地逐步建立厅县等汉族行政机构。顺康时，设有通判、同知等职，雍正时，在漠南蒙古设归化、张家口、八沟等十余厅，到乾隆时，更在喀喇沁所部垦地设平家州，在土默特所部垦地置朝阳县，又置热河府，下辖一州五县。光绪时，置有昌图府。府、州、厅、县的设立，表明蒙古新生农耕区已经为清廷承认，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
汉族居民的北上，尤其是成片农耕区的出现，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带到了蒙古，并和当地游牧文化交融一体，形成蒙汉民族在较深层次上的融合。
和以往游牧风气影响中原不同，清代，农耕文化处于积极进取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原地区生产方式、社会习俗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极为明显。当时，农耕生产技术逐渐渗入蒙古社会，一些蒙古民众开始放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学习农业生产，即所谓“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32］。在察哈尔蒙古人中，更出现了各种定居的小村落，归化土默特“居民大多在农村或乡屯种田，过着定居的生活”，而热河地区的蒙古则农牧并举，“农作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既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秋获乃归，耕耨之术皆所不讲，俗云靠天田”［33］。在牧民稠密的塔尔巴哈台的土尔扈特以及在伊犁的厄鲁特人和察哈尔人中，也开始出现农耕趋向。与此同时，蒙古民族生活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史载：“蒙古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34］但牧民物质生活的改变，仅仅是文化渗透的开始，许多人“由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渐习文字”。随着“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是时，蒙人一变“禁习汉文”之陈规，“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已蔚然成风，甚至“蒙古人词讼亦用汉字”［35］。尤其是土默特人，“多肆汉书，凡有公文案件报部则用清文，咨各札萨克则用蒙文，移各道厅则用汉文。近岁大半以汉文往复，不为禁例所居，并有土默特官学生鹄版登科，应汉学童子试。”［36］在汉族文化知识传播的同时，一些农耕文化价值观开始向蒙古社会渗透。像归化城不仅有神农庙、娘娘庙，还有儒家鼻祖孔子的庙宇，其建筑气魄、飞殿、配殿的格局，与内地无异，相比之下，向为蒙人尊崇，堪称归化第一召庙的伊克昭却受到异常的冷落。连那些号称是蒙古传统文化守护神的喇嘛们也为农耕文化所染，在光绪初年由喇嘛倡导重修后的伊克昭更具有汉文化的特色，它不仅表现在伊克昭外墙上的佛陀画多取材于汉文的佛陀传记，且图画的说明均用汉文，作画者均为汉匠。蒙古与内地逐渐出现了意义深远的一体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