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龙形玉、兽形玉这些高度概括了的艺术形象，加上蜷曲如蛇的躯体，显然是被神化了的神灵崇拜物。龙崇拜，自古以来就是同农业丰歉有直接关系的天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云从龙”、“飞龙在天”(《周易》)、“水以龙”(《周礼·考工记》)等等，都反映了龙与农事、天象、祈雨活动的关系。这种观念的起源，
可追溯到原始时期的祭祀活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已证明，猪是祭祀常物。这固然是由于猪同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也由于古人视猪为“水畜”［15］，在祈天、求雨、祈防洪涝的祭祀活动中，自然就选择它作为沟通人神间的信物，从而出现了被神化的猪的种种传说，其中就有作为雷雨之神的传说［16］。从实际生活中的猪的形象向超现实的龙的形象演化的过程，正是以原始农业的发展和原始信仰的发达为其历史背景的。
第四点，龙及有关成组玉器的出现，象征着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存在，已具“礼”的雏形。
这类玉器非实用器，其中大型器也非一般佩饰，当有其特殊用途。它们的制作已趋于规范化。以兽形玉为例，在近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分布面上出土的十余件，除个别有线条增减外，从总的形象特征到细部处理，竟是惊人地一致！其中7件为大型，高都在14~15厘米间；小型的3件，高7~7.5厘米，恰是大型玉的一半。造型较复杂的勾云形玉佩，其基本形态也一致。可见，这类玉器的设计制作，不是随意出之，而是遵守着严格的规则，受着一定的观念形态的制约。
制作服从于使用。三官甸子、胡头沟出多件玉器的大型砌石墓，都位于墓地中心部位，胡头沟第一号墓上并有颇具规模的石圈围绕。小型墓则只随葬一玉环或无随葬品。联系龙的演化与原始宗教信仰的关系，我们推测：随着主持祭祀仪式的氏族首领逐步借这种仪式代天施命，有关的神灵信物也就成为权力的象征而为权势者所独占。依等级而使用、随葬玉器的制度已在形成中，这或就是“礼”的雏形。突出以玉为葬，以玉为祭，是红山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距今五千年前后、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各地诸文化遗存的一个共同时代特点。由此反映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化和氏族显贵的出现，这是原始氏族公社走向解体、阶级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最后，总结以上观点，我们认为，龙的孕育、出现，意味着中国远古文明的黎明时期已经到来。
促成文明到来的因素很多，如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以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等［17］。而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同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
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从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
闻一多说，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对于这个课题，本文仅依据有限的考古资料，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希望加强这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工作。这特别有待于黄河流域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辽河流域原始文明因素的出现，是同邻近的黄河流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从前述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的一致性，从红山文化彩陶与仰韶文化有共同特征，以及从红山玉器已具备商周玉器的主要题材(龙、虎、龟、鸟、鱼等)，都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
我们相信，具有发达原始农业的黄河流域或其他地区，也可能找到原始的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