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积石冢附有石砌祭坛一类地上建筑，旁有墓祭迹象，祭祀对象应是墓主人，即对祖先亡灵的祭祀，处于中心位置的女神庙当为更高层次的祭祀场所。女神庙为多室殿堂式结构，由主室、左右侧室、前后室和南单室组成，主次分明、前后对应、讲究对称，这种按特定思想观念设计的传统布局形式，已具后
世宗庙雏形，而庙内作为崇拜对象的女神群像，其规模一般相当于真人大小，位于主室中央的大鼻、大耳竟为真人3倍，看来神像组合也是分主次的。牛河梁的发现证明，在红山文化时已有墓祭，且与庙祀相结合，并以奉祀祖先偶像为最高崇拜形式，这种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已开后世祖先崇拜的先河。
3.遗址群的整体布局、庙的结构和围绕主神的群神，都是以“一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这在积石冢的结构上表现得更为具体。积石冢的最大特点是中心大墓的出现，这种中心墓规模大，营造费工，为达到一定深度而不惜开凿基岩，往往在石棺外砌石椁或阶梯式土框，外围石框界和筒形器群，再封土积石，随葬高规格的玉器群，周围和冢顶附葬小墓，体现的是一人为主、众人从属的关系，冢的封土积石、砌石框界、筒形器群也是为突出中心大墓而设计安排的，它们置于山岗之颠，充分体现了一人的至高无上地位，这种墓制在红山文化已是普遍现象，说明与氏族平等关系根本对立的等级关系已经制度化。
以上三点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的第二层次。目前我们的认识随着一个新的发现正在进入又一层次，这就是新近发现的位于整个遗址群南部的“金字塔”式建筑，它的结构不同于一般积石冢的是，先在高高的山岗上用夯土堆筑成高7米余、直径40米的土丘，四周包石块并砌筑圆形石墙，形成层次，直径达60米，这样大规模的单体建筑在中国史前遗迹中尚未见过。其性质虽待进一步研究，然而它的单体规模、气势都更加重了这一遗址群的分［12］。
在中国史前考古发现中，有关宗教祭祀遗迹的报导甚少，面对这样一座远离聚落、独立的、规模宏大的宗教祭祀遗址群，虽有些意外，学术界却多倾向于这早已不是一个氏族、一个部落乃至一个部落联盟所能拥有，作为该文化最高层次的遗址之一，只能是整个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所共有，祭祀对象也应以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共同先祖为主，苏秉琦先生更认为“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13］。以它作为“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14］的实证是完全正确的。牛河梁的位置又恰在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也很说明这一点。同时，这种反映中国传统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
三
为什么反映中华文明起源的遗迹首先出现在长城以北的辽河流域，而且是5000年前的彩陶时期，而不是以往谈论的4000年前的黄河流域？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这里仅从文化的内外交汇和渊流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红山文化分布区内诸文化的交汇。目前所知与红山文化同时共存于同一地区的，除已定名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外，尚不断有新的文化类型露头。
赵宝沟文化的时代约当红山文化早期，距今6000年左右［15］。以磨光黑陶上划画各式电纹和云纹为突出特征，尤其是已使用猪头龙、鹿头麟、凤鸟等四灵题材，表现出在某些方面具有高于红山文化的超水平。该文化与红山文化相近之处颇多，如石犁耜的普遍使用，红顶碗、压印“之”字纹筒形罐等陶制品等，分布地域在西辽河流域与滦河流域与红山文化吻合。有已考证这两种文化的聚落有相邻并相互依存，共同组成统一聚落群的关系［16］。可见，赵宝沟文化当是对红山文化的形成发展起过重大影响的一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