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执行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合作研究的1990年度计划，我与我的同事们来日本工作。我们在福冈、大阪、神户、奈良、京都考察期间，受到有关方面和同行们的热情关照，今天又承泉屋博古馆樋口隆康教授和秋山进午教授安排，使我们有机会与日本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在此，我和我的同事们表示谢意
。
我讲演的题目是《辽宁史前考古和辽河文明探源》，重点介绍红山文化最新考古发现及其渊源流向。先作三点说明：
1.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当前中国历史考古界讨论的热点，也为社会各界所关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十分关心自己民族跨进文明门槛的这段历史，日本人民对吉野里遗址的重视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民族意识。中国因为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东方古代文明的中心，所以，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为国外学术界所关注。这是我选择这个课题作为讲演题目的原因之一。
2.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经过了几个阶段，最近的这次讨论是80年代以来由于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而提出来的，不同以往的是，这次讨论，首先不是从黄河流域的发现提出的，而是从中国北方地区的辽河流域发现而提出的；不是以往认为的中国文明起源于4000年前，而是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问题；不只限于讨论以往所知的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即文字的出现，金属铜的发明和城市的形成，而是从红山文化新发现的大规模宗教和礼仪性建筑群，即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简称为红山文化坛庙冢为主要依据提出来的。
3.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辽河文明的提出是在老一辈考古学家的学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里首先要提到已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先生。1983年3月中旬，也就是8年前的这几天，夏先生应日本广播协会(NH)的邀请，在贵国作了三次学术报告，这三次报告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书名先后在日本和中国出版。夏先生从世界文明起源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的，但又不是与外界隔断的，他由商代殷墟向前追溯到二里头文化，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与新石器时代的关系，提出中国文明起源要由考古学来解决问题。夏先生当时虽然没有提到北方和辽河流域的考古材料，但不久当他得知了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后，便给予特别关注，并由此建议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年会在辽宁举行。还要提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先生，他在1954年谈到重建中国上古史时，明确提出，要多注意北方，那里有我们更早的祖先，长城以北，是列祖列宗之所在。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是这次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指导者，他在70年代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区、系、类型的理论，把中国境内古文化分为六大区，认为黄河流域以外的各个文化区，与黄河流域同步和大体同步发展，影响是相互的，在某一阶段周围地区还可能较黄河流域先走一步。他特别提到“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进步性，接着他根据红山文化等考古新发现，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
——1991年3月16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讲演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