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大凌河中游发现的坛(东山嘴)、庙(牛河梁)和积石冢(牛河梁、城子山、胡头沟等)是新揭示出来的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属东山嘴类型，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建筑水平。
红山文化三种类型的关系
(一)三种类型分别属于红山文化早、中、晚三个阶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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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破关系。敖汉旗西台遗址F3居住面上有泥质红陶瓮，器表饰黑彩窄平行条纹与顶角相对的弧线三角纹或弧线三角勾连纹，肩腹各有两个竖桥状耳，灰褐色粗泥圈足盘和拍印菱形格纹与压印“之”字纹共饰的夹砂陶罐，属东山嘴类型。F4堆积内出的蝌蚪形斜线纹陶钵、“之”字纹筒形罐等，属西水泉类型。
F3打破F4，提供了东山嘴类型晚于西水泉类型的一个实证。
2.类型学的比较兴隆洼F133遗存，现知器类较少，所出陶器既具备红山文化特点，又有某些落后性。
西水泉类型与兴隆洼F133不同，细泥陶占一定比例；器类显然增多，出现瓮类等大型器物；一些器类形制多样、复杂，如钵盆类的折口、折腹，罐类的短颈、广肩，以及桥状耳的安装。“之”字纹或活泼自如，或规整严谨，发展到繁荣阶段，有发达的彩陶，这些都反映了制陶工艺的提高，生活用器的丰富。
东山嘴与西水泉两个类型的陶器相比较，既有明显的联系，又有发展和显示出进步性。它们都以泥质红陶、夹砂灰褐陶为主，东山嘴的泥质陶比例增长，还有泥质黑陶、灰陶。它们有多种相同的器类和纹饰，并有发展演变迹象可寻。夹砂“之”字纹筒形罐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陶器之一，由腹外弧，通体饰纹，变为上限较直，有的口下素面(或斜行划纹、压印条纹)，以下压印“之”字形纹。夹砂折肩罐，原为深腹，肩以上素面，折肩处有短条附加堆纹，后腹部变浅，肩以上饰弦纹，肩腹之间饰一周锥刺纹。此外，东山嘴类型敛口钵出现广肩，口底比差变大；敛口瓮肩上增有两个竖桥耳等。“之”字纹是红山文化的主要纹饰之一，两种类型不仅饰于夹砂陶器，而且还出现在多种泥质陶器上，手法灵活，形式繁多，而一定纹样常与一类相结合。两种类型的施纹部位和纹饰组合等方面都有明显变比，原通体施纹，后于局部；除继续与小泥饼或短条附加堆纹共饰外，有的尚与压印横条纹、镂孔等结合用。彩陶均以黑彩为主，先有单条宽带纹，后见多条平行宽带纹；鳞纹由平行窄条变为平行宽条；各以平行线组成的三角纹与其他不同的纹样组成复合纹。此外，西水泉的短平行条纹与东山嘴绕器一周的平行窄条纹之间似亦有承袭发展关系。同时，东山嘴还出现一批新的器类，新的纹饰种类，以及新的彩陶纹样。根据有关实验，可以推测口沿上有轮修痕迹的陶
器［16］，用泥圈粘接成器和修整的全过程，都可能是在转动的轮盘上进行的［17］。这些反映出东山嘴类型制陶业从制坯、成形、施彩到烧窑等一系列工艺都有明显提高。
除西水泉类型外，另两种类型尚未发现石器，或出土甚少而无法比较，但根据东山嘴类型的精美玉器，可以推测当时石器制造水平应有较大提高。
东山嘴类型的泥塑像、玉器都已达到很高水平。泥塑群神像“不但应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可与同时期东方其他文明古国的著名作品相媲美”［18］。坛、庙、冢等标志着建筑技术的重大发展。
总之，从上述打破关系和类型学比较，可以看出兴隆洼F133、西水泉和东山嘴三个类型既各具鲜明特色，又有发展演化的迹象可寻，反映出红山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它们依次代表红山文化早、中、晚三个时期的遗存［19］。对兴隆洼遗址F133所作C14年代测定距今5865±65年(未经校正，下同)，东山嘴和牛河梁的C14年代测定距今4975±85至4895±70年。这些数据不仅验证了对三种遗存相对年代的分析，而且为认识它们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红山文化经历了距今约6500~5000年间的1500余年发展过程，跨过三个阶段。
由于现有田野材料的局限性，上述对红山文化的分期，还只是探索性意见，对早期的认识尤需充实，待验证或校订后，应分别以考古文化期别相称，防止混淆分期与类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讨论红山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即早、中、晚三期，今后当对各个阶段和遗址再做进一步的年代分析［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