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分布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行政区划大体包括今内蒙古东南的赤峰市(即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南部，辽宁西部铁岭(西部)、阜新、朝阳和锦州地区。此外，在燕山南麓(河北北部和京津地区)所见红山文化的因素，提供了认识红山文化南缘与其他文化接触地带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丰硕的田野工作成果，一批重要
报告、一系列学术会议的召开和论文的发表，把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苏秉琦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本文拟在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依据发掘和调查材料，进一步讨论红山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分期与类型，坛、庙、冢一类中心遗址发现的意义，以及红山文化的源流等问题。
红山文化三种类型的内涵与特征
根据发掘材料，我们将红山文化划分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三种遗存，视材料多少分别暂以“类型”或“遗存”相称：兴隆洼F133遗存［1］、西水泉类型
［2］和东山嘴类型［3］。
兴隆洼F133遗存目前仅在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有少量发现，暂以F133作为代表。出土的陶器有夹砂筒形罐，饰“之”字纹或网格状划纹，器底外面有席纹，罐体较高，通高与口径比差较大，口径与底径比差较小，略弧腹，形体介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西水泉类型之间。还出有夹砂陶素面料口器，粗泥(含细砂)厚胎直口钵(红褐色)和碗(黑灰色，底面略凹)，以及泥质红陶器等。“之”字纹不同于其他红山文化类型。
西水泉类型以赤峰市西水泉遗址为代表，经过发掘的还有赤峰红山后［4］、蜘蛛山［5］和敖汉旗三道湾［6］等地点。以往所述红山文化大多指此类遗存。有的著作将其称为“红山后类型”。红山后遗址含有西水泉、东山嘴两类遗存，而限于发掘时的条件未能将它们区分开来，因此我们以内涵比较单纯的西水泉遗址作代表。
陶器中泥质陶与夹砂陶并重，据西水泉遗址发掘报告统计，泥质陶占陶片总数的54％。泥质陶中又可分为粗泥陶与细泥陶两种，以红陶为主，灰陶多是红顶钵的腹片，此外有少量的黑灰色陶片。绝大多数夹砂陶呈灰褐色，红陶极少。夹砂陶与泥质陶从陶土处理到烧制方法的差别，取决于制造不同用途的器皿。除小陶器为捏制外，绝大多数器皿均用泥圈接筑成形。泥质陶钵、盆内外磨光，小口罐、瓮外表磨光,有的外表施彩。夹砂陶器外表粗糙或为利于受热、耐热，表面上压制或刻画纹饰，口外和内壁压磨出致密而光滑的表皮层，便于盛放物品。夹砂陶罐和斜口器底部外表印有编织纹样，而泥质陶器底面不见这种印痕。反映出两类陶器制作过程所用铺垫物不同。泥质陶火候高，质地坚硬，颜色较纯，尤以薄胎红顶钵为最，而夹砂陶则较差。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与质地不同有关外，它们的烧制工艺可能也有所区别，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夹砂褐陶的器类少，绝大多数为筒形罐，其他典型器类还有直口折肩罐、斜口器和器盖。夹砂陶器很少有“附件”，仅斜口器有盖横鋬，器上安桥状把手。素面者极少，大多压印“之”字纹，还有用齿状工具刻画平行的竖线，或相交斜线，或曲线几何纹。部分筒形罐和斜口器口部有一匝附加堆纹，前者还有泥钉式小钮。泥质红陶代表性器类有直口深腹、浅腹、折口、折腹等多种形制的钵，凸唇折腹、叠唇浅腹等形制盆，敛口广肩罐、小口短颈双耳罐、厚唇深腹罐、敛口瓮等。彩陶较多，此外有少量“之”字纹、素面陶，以及“红顶”式钵类。彩陶常先在器表涂红衣，再绘黑彩，均为几何纹。单一母题组成的纹带有宽带纹、蝌蚪形斜平行线纹、鳞形纹、菱形纹等。复合纹饰有平行线纹(窄长三角式)，以单条竖纹间隔；平行斜线三角纹，空隙处填涡纹。此外构成复合纹的元素还有平行竖条纹、连续半圆纹和菱形纹等。彩陶纹饰多呈横带形环绕器表，盆、钵类的花纹饰于口下，罐、瓮类则于器表中上部绘制数条平行纹饰带。饰红彩的器类和纹饰都比较少，在直口深腹钵和折腹盆上腹涂色；叠唇盆口上饰平行短竖线和三角纹，或画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纹；敛口罐饰斜线三角纹等。
